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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介人　对华贸易。他与渣甸一道，皆是中国人眼里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留在远　东，于对华贸易不利。 威廉·渣甸闲居英国的庄园。詹姆士·马地臣于1848年设立一间渣甸　洋行全资拥有的伦敦马地臣公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余年问，香港渣甸洋行的大班依序是：亚历山　大·马地臣　（1842—1852年）；大卫·渣甸　（1852—1856）；约瑟夫·渣甸 （1856—1860）；亚历山大·珀西瓦尔（1860—1864年）；詹姆士·惠代尔 （1864—1874年）。 他们均是渣甸、马地臣两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其中马地臣家族自19世　纪后期淡出远东，主持伦敦的马地臣公司。 渣甸这次来华的唯一“功绩”，是否定了第二代掌门人欲将重点放在鸦　片贸易上。亚历山大·马地臣等五任大班，均采取两条腿并走的方针，一　条腿踏在“正当经营”上，一条腿仍在鸦片贸易上行走。“正当经营”都是　前景广阔，但目前盈利少甚至不盈利的项目，其资金来源，取自鸦片贸易　的利润。 当时很多人指出：渣甸洋行吃力不讨好推销棉毛纺织品，是挂羊头卖　狗肉，是为了掩盖其贩卖鸦片的罪恶。只有经济史学家站在历史的角度反　观这段前史，才会发现他们井非如此。 有一点又是不可否认的，渣甸洋行是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最大的鸦片商。　1845年，香港审计总监向港督戴维斯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80艘飞剪　船出入香港运载鸦片，其中19艘是以渣甸洋行的名义注册的。 渣甸洋行常年维持10只鸦片趸船，高峰时有14只，约占整个中国东南　沿海鸦片趸船的1/3。五大通商口岸的开放，渣甸洋行看好上海优越的地理　位置以及广阔的富饶腹地。渣甸洋行有4只趸船锚泊于吴淞口，据1850年渣　甸洋行鸦片贸易行情报表，该行月销鸦片600余箱，其中吴淞口站销350箱。 当时的通讯联络靠飞剪船传递。总行每月编一册行情报表送至各分站。　报表载有各国鸦片商的鸦片囤积量、飞剪船的出入、鸦片产地及销地价格　涨落，等等。各站根据报表，决定入货出货及价格。 战后英国第二大鸦片商是颠地洋行　（Dent　and　pany）。渣甸、颠地　垄断价格长达10多年，他们的船长往往联合行动，把船泊在第三者船的旁　边，以削价的方式把对手排挤出局。 渣甸、颠地两家的鸦片贸易“信誉卓著”、“鸦片质量上乘”，中国的鸦　片商乐意与这两家打交道，通常不须检验鸦片的质量就进行交易。 Edward　Le　Fevour在《19世纪的渣甸洋行》一书中指出。“1850年前，　沿海的鸦片市场长期由渣甸与颠地两家分享。” 收山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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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众多的小鸦片商只能成为大鸦片商的附庸　（将鸦片交他们　代理），或在大鸦片商的势力范围外生存。 大鸦片商垄断与中国鸦片商单独交易的局面，于1850年被打破。各轮　船公司纷纷开辟至各口岸的航班，为走私鸦片大开方便之门。 从50年代中期起，沙宣洋行从鸦片贸易中崛起，成为渣甸洋行的强大　对手。沙宣洋行长期向中英两国出口印度原棉。1834年，大卫·沙宣（David　Sassoon）开始涉足向中国走私鸦片。沙宣洋行首次使渣甸洋行感到威胁，　是它与印度的英商采取联合行动，在加尔各答拍卖中高价收购鸦片。 1860年，沙宣又采用渣甸、颠地三四十年代的战术，在中国的口岸大　量低价销售，从而挑起新一轮价格战。沙宣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沙宣的客　户都是新一代中国鸦片商，他们早就不满渣甸、颠地与中国大烟枭独霸市　场。 鸦片贸易的暴利年代是19世纪30年代，盈利达百分之几百。惊人的利　润导致恶性竞争，鸦片供大于求。据剑桥大学存档的渣甸洋行资料，19世　纪五六十年代，渣甸洋行自有鸦片贸易利润率为15％，代理鸦片贸易利润　率为4％。这比正常商品贸易利润略高一些，因此，面对沙宣挑起的价格战，　渣甸洋行大班作出抉择：置之不理。 沙宣洋行进而釜底抽薪，欲切断渣甸的鸦片货源。沙宣的做法是，对　控制鸦片货源而又愿交易的印度商人，预支3/4的货款。这样使得大部分印　度鸦片商跟沙宣跑——其中有不少渣甸的老客户。 渣甸陷于被动，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