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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控制。这些董事中，有几个与英国政党领袖关系密切，允许从他们控制下的领域供应鸦片。然而1733年，他们禁止他们的船员运输鸦片，因为他们认为，根据1729年颁布的法令，在中国运输鸦片是非法的。尽管禁止，到1760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年贸易总量估计为1000箱。这项贸易主要源自古城巴特那，比哈尔省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地区种植的罂粟制成的鸦片是上乘的烟品。1756年，加尔各答附近的英国工厂和孟加拉总督之间发生冲突。罗伯特？克利夫（1725—1774）率领一支部队，在孟加拉打了一场胜仗，显示了英国势力在印度的根基。1763年，克利夫的部队为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巴特那。东印度公司迅速宣布实行鸦片贸易垄断，不允许当地商人、荷兰商人和法国商人从事鸦片生意。他们从前可以从罂粟种植者手里收购，与英国人竞争。1763年以后，公司在巴特那的雇员认识到中国3亿人口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便开始着手拓展他们自己利益可观的鸦片生意。然而，为了遵守伦敦董事会不违法的禁令，他们把鸦片卖给私人出口商，不直接插手往中国走私鸦片。

由于孟加拉成为英国在印度占领的第一块土地，巴特那官员的特权日益受到侵犯。1772年，华伦？赫斯廷斯（1732—1818）就任孟加拉总督，受东印度公司之命，重组政府机构。第二年，他把鸦片贸易转给了一家新的专卖公司。自此，孟加拉政府向种植户付定金，种植户以固定的价格把收成全部卖给官方机构。粗鸦片按标准质量提炼，每块标上公司的印记，然后在加尔各答拍卖。赫斯廷斯从不支持自由买卖鸦片：因为鸦片生意很容易受到剧烈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是一项高度投机生意；自由贸易会扰乱孟加拉不稳定的社会平衡，因而威胁到他正着手打造的稳定。此外，赫斯廷斯需要为政府提高利润，似乎没有什么比鸦片贸易的利润更大。他直言不讳地说：鸦片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却是一个有害的奢侈品，除了用于对外贸易，应该禁止。政府要对此十分清醒，应该注意禁止鸦片在国内消费。”换句话说，赫斯廷斯不让他的印度臣民受鸦片的毒害，然而鸦片有利于出口创汇。伦敦董事局禁止他们的船只走私鸦片，挡不住其他船只挂英国国旗把印度鸦片送到中国。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税收需求外，鸦片贸易还有其他动机。虽然西方消费者是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忠实买主，却没有多少中国人对欧洲产品感兴趣。银元是欧洲人用于交换茶叶和丝绸的主要手段，但是印度鸦片提供了一个弥补贸易差的额外手段。尽管1782年伦敦董事会重申“公司不屑于做……秘密贸易”，而且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一直在进行。董事会认为他们的手是干净的，但是到了赫斯廷斯1785年离开次大陆的时候，鸦片每年给公司赢利50万英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3）

1784年，印度的管理权一分为二，一部分归董事会，另一部分归新建的东印度事务部门，称为管理局，负责监管董事会的决议。董事们和政府部长们都迫切需要赢利——鸦片专卖对维持印度财政体系至关重要。赫斯廷斯的总督继任者康沃利斯侯爵（1738—1805）发现孟加拉的罂粟种植户受剥削太重，他们只能是被迫维持种植。他提议终止国家垄断，以保护农民不受压迫，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英国首相威廉姆？皮特（1759—1806）的否决。他指出，东印度公司的昌盛依赖对中国的贸易。皮特担心用于支付中国茶叶的银条数量（造成贸易逆差），因而维持了现状。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后，对英国白银储备减少的焦虑更加强烈。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在18世纪逐渐从马达克（madak）转向毒性更强的缠毒（chandu），吗啡含量更高。到了18世纪90年代，鸦片瘾从南部沿海省份向北、向西蔓延，成为富有年轻人的时尚，后来成了年轻官吏和政府官员的嗜好。应对这些趋势，1799年官方宣布，全中国境内禁止进口、使用鸦片，并禁止种植罂粟。“天朝帝国”宣布了一项针对外国人的法令：不禁止尔等在自己的国家制造、食用鸦片，并推广。但是，鸦片流到本国内地，流浪汉偷偷购买和食用鸦片，不停陷入最愚蠢的醉态……对人的行为和思维是一种伤害。”然而鸦片进口仍然保持上升势头，并迅速成为19世纪国际性问题。

再回到英国，1742年查尔斯？阿尔斯通（1683—1760）《论鸦片》（A　Dissertation　on　Opium）的出版推进了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