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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没有躲避鸦片的破坏性。他也认为“长期滥用鸦片的结果”是“使性情烦闷、忧郁和沉重（像老醉鬼一样），但鸦片还在起作用的时候除外”。他相信或愿意相信有可能在不加量的情况下，使用鸦片可以产生舒服感。他认为人类的恶习是导致鸦片带来不幸的根源。“任何东西滥用都有害，因此上帝的旨意是阻止和惩罚滥用……因此，坏作用并非总是由于所用的东西不好，常常是滥用东西的人不好。”他对戒毒症状的描述真的不堪一读：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焦虑和萎靡，通常几天后怪异地挣扎着，很悲惨地死去。除非再用鸦片，才能很快让他们活过来。”他给那些试图戒烟的人提出的忠告，让人想起克里斯托堡？阿科斯塔关于那些断了鸦片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俘虏喝了一个月酒的故事：如果他们没有鸦片，或不愿意服用鸦片，他们必须经常以酒代替鸦片，尽管酒的作用不及鸦片的一半。”

琼斯和他同事所用的鸦片并非出自欧洲。爱尔兰医生塞缪尔？克拉姆普（1766—1796）解释说，鸦片“通常是从波斯、埃及、士麦那和黎凡特的其他地区进口的。一块一块的，每块约4盎司到1磅重；有时覆盖着罂粟叶”。鸦片“切开来呈深褐色，碾成粉呈土黄色”。克拉姆普发现：“鸦片的气味特别，淡淡的，很难闻。味道苦、辣、刺鼻。”土耳其鸦片是“用稠糖浆和果汁配制而成，因而味道甜美，刺激性比较小”。18世纪9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医生詹姆士？达列维（1763—1834）描述说：“要么用勺子服用，要么制成小菱形块，上面刻着字‘真主之品’。”字面意思是“主的杰作。”几乎没有印度鸦片到达英伦岛，虽然有些鸦片或许从亚洲人手里流到其他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和荷兰。然而，印度鸦片通过欧洲商人出口到中国，在18世纪就已获利。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2）

早在1557年，中国人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建立了一个落脚点。澳门在珠江口的西边，距香港大约35英里。17世纪初，葡萄牙人从澳门开始向中国贩卖少量的鸦片。这些鸦片是他们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叫果阿的定居点种植的。这是第一批中国人进口的非阿拉伯鸦片。中国人视鸦片为药品。渐渐地，在17世纪，鸦片成为远东一个重要的贸易品。大约在1610年，荷兰在爪哇岛建立了贸易点，吸鸦片作乐似乎从这里传播开来。1689年，一位到岛上的游客看到了简陋的烟馆，那里鸦片同烟混着抽。在中国的福摩萨岛（现在的台湾岛），吸鸦片已成习惯。荷兰人17世纪中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宗主国。一些取代了荷兰人的中国殖民者成了吸鸦片作乐者，然后这种恶习在中国沿海省份福建传播开来。

大约在1700年，葡萄牙船只开始定期通过澳门向大陆运送成箱的印度鸦片。随后，英国人利用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作为印度鸦片的出口地。虽然鸦片的消费集中在中国南部沿海省份，但是它与外商的关系（超过它的破坏性）招致大清政府于1729年颁布了第一道鸦片禁令。根据这道法令，鸦片商和店主当被绞死。中间商要被竹杖鞭笞100大板，然后用沉重的木枷锁套住脖子或戴上一种颈手枷，一戴就是好几天或好几周。他们常常就这么死去。活下来的人要被流放到千里之外，远离家园。所有参与鸦片买卖的人，船员、看守、士卒、腐败的海关官员和趾高气昂的地方官吏，都会受到惩罚。尽管中国政府严禁并惩罚鸦片贸易，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利用鸦片获利：1753年征收进口税。18世纪，毒瘾还不是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当然，对乔治？斯丹顿爵士（1781—1859）来说，似乎不是重要问题。斯丹顿是个神童，1792年在英国赴北京的外交使团中，他是唯一会说中文的成员。斯丹顿在他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鸦片，尽管他晚年反对鸦片贸易。

伊莉莎白一世1600年授予东印度公司特卖权，特许其在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以外的地区从事贸易。东印度公司受伦敦的一个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