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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任何声明，因而法国究竟有多少NGO组织，谁也说不清楚。通常法国人对我说在100万左右，社团的累计预算超过454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社团的预算约54％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但大多数小社团仍需要依靠志愿者的工作来保持运转，其预算也往往依靠会员的会费和一些活动收入。法国人对我说，社团是法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5％左右。10年前，约11万家以上的协会雇用了165万人（其中90万人为全日制工作的工薪人员）。我没有今天的数字，但我想只会比10年前大，而不会小。法国外交部负责国际合作的处长沃兹对我说，NGO事业在法国方兴未艾，一些人道主义、扶贫、反全球化等NGO吸引了许许多多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中不乏富家子弟，NGO的经历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为他们将来在法国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础。我想，NGO在西方素有政府、企业后的第三部门之称，它不仅是对政府和企业作用的有益补充，更代表了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愿望。因此，NGO越多，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程度就越大。公民参与国家生活越大，政府当然就要将他们奉作上宾，这也就是为什么爱丽舍宫常常要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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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1）

历史的烙印有点重

法国人有一句谚语：“世界上只有两座山不能见面”，意思只要是人，不管身处天涯海角，总有机会见面。30多年前，佩雷菲特在《当中国觉醒时》一书中预言中国睡狮将很快觉醒。30年后，中法交往异常活跃，超过了任何人的想像。在中法200多年交往史上，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法国无处不在。法礼宾副司长阿塞尔杜扎赫安（现为司长）对我说，在巴黎的沙龙晚会里，人们以谈论中国为时尚。不去中国看看，你就没有话题，你就会感到很孤立。他甚至用“压力”（pression）这个词来形容那些社交圈里混又没有去过中国的人的处境。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和中文就有点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拉丁文，没有法国人不喜欢的，甚至谁都愿意在公共场合提一下中国或孔老夫子的语录，附庸风雅，但对中国感兴趣仅仅局限在一种文化修养，包括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修养，真正了解中国的法国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虽然法国，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媒体对法国公众认识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与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法国公众对了解中国的需要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一位来巴黎的中国学者对我说，从1900年到2000年，中国翻译西方的书估计不下10万册，从数理化到文史哲政经法无所不包，但西方翻译中国的书非常少，不及中国所介绍西学的一成。我对法国介绍中国书籍的总量没有调研，但中国公众对法国的了解肯定要超过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仅傅雷一人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全集。在中国，雨果、巴尔扎克、莫里哀几乎家喻户晓。但法国媒体对中国的介绍显得偏少，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如20世纪90年代还负面较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来华经商、学习，对中国的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中国在法文化年，使法公众有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的机会。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国，媒体同样受收视率、阅读率统计等传媒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对中国题材的选用心态较复杂，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猎奇，或者是利用中国元素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用较大的篇幅去介绍一个远离法国人日常生活的国家，更不用说客观平和地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发现，在报道中国题材时，法国媒体要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太乐观，如一些报纸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未来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中国文化年开幕式之际，这种观点比比皆是（记得一家著名的经济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电影《卧虎藏龙》女主角章子怡的大照片，她一袭轻衣，足踏火箭，飞向蓝天。副标题：　中国经济的速度！），要么，对中国的人和事还是透过有色眼镜，从历史的钩沉中来观察中国社会。

无疑，300多年中法交往历史为中法两国人民留下了丰富而又复杂的精神遗产。在中法第一次交往过程中，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精英曾反复渲染中国的文明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然而，反对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则对中国专制体制的*和黑暗及皇帝*、家庭专制和民众奴性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因此，主流派作家伏尔泰看到的是文明和美德，非主流派思想家，包括卢梭在内，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