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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丑行。双方见智见仁，给法国社会留下的是两笔不同的精神遗产。

1964年中法建交，开始第二次全面交往，中法犹如一对新人，进入第二次热恋阶段。然而，“*”给刚刚建交的中法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红卫兵、大字报和“毛主义”一度成为法青年和极“左”派追随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亲自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一道检阅红卫兵。发生在巴黎拉丁区的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中国“*”的翻版。“*”等数不完的中国政治风云使法国人对中国人民开始充满同情，但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甚至迄至今天，一些老人仍认为中国人民还在受难，还在挨饿。这些历史的烙印和矛盾思想，影响了一部分人对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实的了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永远是个复杂难懂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切身体验，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仅没有同情心，相反持批评态度较多，特别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常常要戴着有色眼镜，理解少，批评多。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在过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而这种过去的知识又以每个人对中国的情感立场有关。由于法国的多元文化，无论是“*”，还是“*功”，都可以在法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一些善良的法国老百姓对*等的信口雌黄也信以为真。因为，颠倒的历史还没有被完全颠倒过来。此外，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在法国观众中获得巨大成功，这些中青年导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拍摄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农村、“*”题材的电影，法国公众从这些“大片”管窥中国，其心目中的中国自然与现实出现差距。这也是文艺题材本身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烙印对法国公众的影响。有一次，马尔梅松的老市长伯梅尔夫妇在晚宴上与我无意谈起戴思杰的同名电影《巴尔扎克和他的小裁缝》，我只是顺便提到一下自己在“*”的经历，80多岁的老夫妇居然对我的经历“瞠目结舌”，认为太不可思议，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伯梅尔老先生是法国资深政治家、戴高乐抵抗运动时的战友，连他这样的法国政坛老政治家对中国许多事情都不甚了解，说明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历史的烙印还真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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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2）

“中国通”——一项需要与时俱进的职业

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字相比，中文确实很难学，且中法又相距甚远，中国的事情长期以来只好由一小部分所谓的“中国通”所把持。遗憾的是，我发现法国的这些学者，研究的兴趣不是明清中国的小生产水平如何发达，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不*，真正需要研究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反而很少人研究。当然，中国通或中国学本身的定义就很泛，我这里只是一般化的比较，如与英国和德国的中国学相比，法国很少在大学里有类似的研究中心，就是有的话，研究的领域也大多与现在的中国无关，且研究的成果也只是为了学术，很难直接为企业或政府服务。

其实，法国的中国学或叫汉学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巴黎在18、19世纪被誉为世界“汉学之都”，当时在西方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至今已整整190多年。也就从那时起汉学研究首次在西方的大学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后才是俄国（1851年）、英国（1876年）在大学里开设汉学研究，至于美国就更晚了。在这近200年历史中，法国的中国学者群星灿烂，涌现了雷暮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9—1873）、安东尼·巴赞　（Antoine　Bazin，1799—1862）、毕欧（Gdouard　Biot，1803—1850）、沙畹（Edouard　Ch*annes，1865—1918）、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汉学大师级人物，还有许多仍然活跃在传播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汉学家，如谢和耐（Jacque　Gernet）、魏丕信　（Pière�Eitienne　Will）、戴仁（jean�piere　Drege）、雷威安　（André　Levy）、白乐桑（Jo�l　Bellqssen）、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ien）。这些汉学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从中国儒教哲学史、天文学史、　文学史、经济史到敦煌学、数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