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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

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

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

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

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

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

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

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

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

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

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

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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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

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

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

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