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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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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