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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采取默然的态度。赵恒惕听信萧的说法后，七月二十日，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的决定，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分三路向湖北进军。

王占元直到七月二十一才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占元立即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待湘军“援鄂”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王占元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宣扬“博爱”、“人，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军前敌总指挥，在燕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当天还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可是，在湘军发兵前，吴佩孚态度暖昧，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占元无所爱惜，但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并叫葛豪不要再回湖南。因此吴佩孚对湘鄂动武的真正态度如何，一直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当他接到王占元的电报之后，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到汉口。这时王占元军与湘军在羊楼司、赵李桥等地进行了八昼夜据说是历年内打得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正是军情最紧的时候，主占元原以为援兵已到起初很是高兴，绷紧的神经不禁为之一松。不料经他几次催促，萧耀南总是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而后鄂军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六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并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口已逾五日，途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能自由作战”。这些所谓的援兵既然来了为什么又斤斤千“预定计划”而不动，致使王占元的希望破灭呢？其实所谓的“预定计划”不过是吴佩孚故意拖延的托辞。

在吴佩孚的眼里，湖北不仅是直系的势力范围，而且还是他曾占有的地盘，他早就想据为己有了，只是忙于北方战事，无暇顾及。这次湘军“援鄂”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可以借湘军把湖北的督军赶走，然后想办法取而代之。这次佯派援兵只不顾这人耳目，应付王占元而已，免得落个见死不救的骂名。

王占元通电辞职后，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就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一省的地盘据为己有费尔巴哈见“外国哲学史”中的“费尔巴哈”。，在湘军撤退之前，至少已经是名义上了。至此，王占元才醒悟过来，在乘船离开武汉时，吞声饮泣，充满悲愤地对进行的人说：“我六十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

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不用邀请，即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调兵遣将，大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新任督军萧耀南则活象他的小媳妇一样，忍声吞气，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吴佩孚眼下的目标就是把湘军赶出湖北。为此，他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鹊部开抵汀泅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以待时机。之所以如此强调固守，是由于在吴佩孚到汉口之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给吴佩孚敲了警钟，不可轻举忘动，现在湘军刚打胜仗，士气正很旺，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佩孚还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作为回应，赵恒惕也随之立即下停战命令，似乎用不着仔细考虑．

原来赵恒惕也有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他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即撤回湘军，将湖北的地盘让给直系。他只提出四点希望：（1）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2）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间使I（3）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4）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吴佩孚学的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而萧耀南则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一百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