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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佩孚可他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视察前方阵地灭战等作战原则。阐述了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十三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鄂、赵杰等讨论军事，十四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然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继续回避与湖南代表见面。十六日又派海军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簰州一带的湘军左翼发动进攻。在停战和谈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一番忙忙碌碌，吴佩孚把前方部队都布置停当了，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并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1）湘军完全退出湖北；（2）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不谈到。

赵恒惕听到这消息后，大吃一惊，他自己原以为直军会害怕受奉、湘南北夹击而不致于不接受他的条件。殊不知，在吴佩孚看来，直皖战争时，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才因而取得驱张敬尧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应算作是对上次直军相让的报答，而不存在直军赔款问题。还有如果湘军要与直军作战，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腹背受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吴佩孚从一开始就不真心要谈判，和谈只不过是蒙骗湘军的一个“绝妙”的借口，以便他赢得时间做好军备。

湘军官兵感到受人愚弄了，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再战，并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双方在汀泗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尽管赵恒惕亲自督战，并处决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湘军仍然不敌吴佩孚源源而来的新生力量，加上吴佩孚又有海军在湘军后方岳州参战。而湘军的“援兵”要么调不动，要么远水救不了近火，很快溃败。八月二十八日岳州被吴佩孚的海军攻破，驻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落荒而逃，辗转回到长沙。只见长沙一片萧败的气氛，败兵和伤兵怒容满面，抱怨上级与吴佩孚事讲和，要不然，他们早已登上黄鹤楼，漫步睛川阁了，而如今却流落到伤残乃至死亡的地步。一气之下，一些士兵闯进赵恒惕的总部，把他的勋章、军帽都掳去了。更使赵恒惕感到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入侵醴陵，长沙岌岌而危，好在桂军残部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急令其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但一看到自己现在“百事衰”的处境，赵恒惕也步王占元之后尘深深地自责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

突然，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作湘直之间的“调人”。赵恒惕马上警觉起来，吴佩孚是不是又来个“缓兵之计”编马克思和恩格斯。伦敦编辑，汉堡印刷，共出6期。刊登，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资本也差不多赔光了，吴佩孚从自己这里想捞也难以捞到什么好处了，姑且顺其意，进行谈判，以争取时间恢复过来。但这一次吴佩孚是真心要和谈了，因当时陕西问题牵涉到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已处于不利地位，必须迅速终止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九月一日赵恒惕赴岳州与吴孚谈判，吴佩孚还忘不了派孙传芳奚落他一顿。孙传芳揪着赵的胳膊说：“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吴佩孚见机解围说这不关炎午（赵）的事，而是宋、鲁两人的事．

曹锟贿选当总统

直奉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吴佩孚就以胜利者的姿态，风尘仆仆地从天津赶到保定，与久已在那里的直系首领人物曹锟紧急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会上曹锟的左右都认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解决时局的办法就是拥护曹锟“黄袍加身”，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吴佩孚认为这种粗暴强硬的做法不会取信于天下，只能使本已呈分裂状态的局势更趋恶化。接着，他提出应当首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再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总统。这样做既可以以恢复国会之名驱除徐世昌，又可以抵制南力成立的护法政府。于是曹锟在直系的保驾下开始了迈向总统宝座的曲折历程。

5月14日，吴佩孚就迫不及待地密电就恢复国会，请黎元洪复职问题征求北力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了江苏、山东、湖北三省军阀的同意。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