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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安阳参观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图4）；1939年刘敦桢与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高平子合作，在《中国研究院专刊》上发表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1940年，因抗战爆发而转移到昆明的营造学社被合并入同样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并跟随它再次迁到四川李庄；1941—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与史语所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梁思成在1944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关于“上古”建筑，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的宫殿和墓葬遗址，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带领同仁们展开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古建筑遗物田野调查，其对实物史料的重视态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获得，有来自史语所的影响。┳米┳花┳书┳库┳&nbsp；http：//www。7mihua。com

当然，在谈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调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以及一批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西方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自18世纪引入考古学后取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在19世纪末扩及日本。这些对于曾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来说本不陌生。自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如瑞典的喜仁龙（OsvaldSiren）、德国的伯尔西曼（ErnstBoerschmann）、法国的伯希和等，已经在中国积极考察各种实物史料（图5）。而日本学者们（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则更是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方面取得了扎实成就。其中伊东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集他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查研究，对南北朝以前的多种类型建筑有系统的叙述，有力驳斥了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建筑史》，于1937年出版，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订。1929年伊东忠太还和关野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筑》图集，汇集了三人在中国各地拍摄的三百多幅中国建筑照片，等等。26这些成果都对梁思成及其同仁产生影响，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识基础和调查线索，也促成他们“急起直追”（林徽因语）的紧迫感。

总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后，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确实有开创性。但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史学领域中，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蔚然成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呈现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趋势。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及其同仁于1931年展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27

第7节：二、从结论到证据

二、从结论到证据

既已确定要展开田野调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么，如何去找？据梁思成1958年的回忆，他在1930年代展开的古建筑调查计划中，有对现实因素的考虑：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的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木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的28

当然，在现实因素考虑外，他们还有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和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