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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回国后，他深受胡适启发，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20在对待史料上，除了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专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的价值，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在对后一类史料的讨论中，梁启超时常流露出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的“说史料”一章中，举出很多城市、建筑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筑、云冈和敦煌石窟，以及各种建筑构件等。21在处理历史内容上，他开始将中国文化进行专业分类，尝试进行科学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草拟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创立中国城市史的计划，还单设“宅居篇”，欲在其中探讨中国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课题。他还在“美术篇”中，设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试图构筑一个中西结合的“中国美术”体系。我们可以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和雕塑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其父梁启超构筑中国建筑、美术史的理想。比如，1925年梁启超赠予留学中的梁思成《营造法式》，触动他今后研究中国古建筑；还有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划，等等。22♀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3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经常被后人批为片面之论。但考虑到当年的文化语境，傅斯年的夸张言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仍沉溺于主观玄虚理论风气的激进反弹。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如同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傅斯年认为将历史研究作为某些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来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是不应该的：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4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语所的考古小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该工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做长期挖掘，并且殷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因而意义重大。他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筑遗址，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在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作了强有力的连接，被誉为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克诺索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中断，先是迁往昆明，后又于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的工作引进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在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跨学科的合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25
第6节：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之间有着各种紧密关系。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国后，便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一员；1932年梁思成被聘为史语所通讯研究员；1935年梁思成专门随梁思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