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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才同意订条约。毛主席说，如果你们同意订条约，我就要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来谈。毛主席那时对这种情形非常生气，他曾大发脾气，说我到莫斯科来就干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饭，一件是拉屎，一件是睡觉。这是外国人都知道的。我们现在从毛主席当时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时，实际上是在那里处理国内的事情，好多电报送到莫斯科去，他在处理。后来订条约也还有麻烦。周总理去谈订约，苏联方面拿出一个条约稿子，基本上就是国民党时代的条约。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量以后，另提出一个方案作商谈的基础。

除了订条约以外，给了３亿美元的贷款。西方国家报纸说，这比不久以前给波兰的贷款援助还要少些。这个数目到底是谁定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毛主席当时有一个电报给中央，说我们还是少借一点钱为好。从这次去莫斯科可以看出，毛主席心里是非常不痛快的。

如果再联系前后许多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毛主席为什么感到有压力，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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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我在文章里说到，毛主席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一直不赞成，怀疑和反对的。也有同志问我，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呀？是不是因为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故意宣扬毛主席早就反对计划经济？确实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还是用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所谓别国的模式，当然就是苏联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小平同志是这样评论过去的。

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所以过去我们犯过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搬用别国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别国模式。

不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跃进”

来冲破计划经济，但他搞错了，办法不对，行不通。

譬如说，１９５８年搞过国家计划的“两本账”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计划，又变成省的第一本计划，省里还有第二本计划。这种做法，在鼓吹“计划就是法律”的苏联人看来完全是胡闹。

“大跃进”确实也没有成功。所以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搬用别国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对这样搞法总是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引用李清照的词，叫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里还说到，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毛主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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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划经济确实不满意，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来改变这种苏联模式。

第五点，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说了中国由于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又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得不对。我的话原意是说，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但没有表达好。研究过去为什么犯错误的经验，避免以后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但是我接着又说，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仍以为，１９５７年以后不经过一点曲折，就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曲折和错误的程度大小和时间长短，那是由各种因素决定，不能说是必然的。

第六点，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也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呢？我觉得，３０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给我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训；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