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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了1949年左右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领导者的任何差错和失误,都可能造成一些耽误。在历史的长河中间,四五十年不过是一刹那。我们看到,东方有许多和中国历史条件差不多的殖民地国家,经过几十年斗争,就是中国取得了这样彻底的胜利。在有的国家里,人民的力量已经好像很强大了,但是由于领导者的某些失误,一夕间几乎全部被消灭掉。
毛主席在讲战争时曾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许可的条件下,好的指挥官能够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如果指挥不行,也可以完全失败。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客观条件的许可,但领导者的正确性,使得中国革命成了一幕最有声有色、最威武雄壮的戏剧。在这里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观力量主要是领导者的作用,而领导者中间是毛主席起了最大的作用。
第二点,我在文章里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一种倾向,叫“言必称希腊”。我说,这个所谓“希腊”
,恐怕就是指苏联。有同志问,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的确这只能说是一个推测,要完全证明也难。但是,我想这个推测还是有点道理的。怀疑我的推测的人说,这个希腊也许是一般指外国,是说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在30年代那时,在中国已有全盘西化论。如果毛主席是泛指外国,也可以说言必称“英美”
;如果这样说,人们就会想到这个批评是指向全盘西化论,就是指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这里毛主席批评的不是全盘西化论。他批评的是我们党内有这样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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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中有这样的人,那当然不能用言必称英美来概括。
在当时情况下,直接点出苏联是不适当的。所以“言必称希腊”
,实在是一个巧妙的修辞。
第三点,我的文章里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的话,其中说:“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有同志问我,1949年、1950年中国革命胜利了,到底是什么压力,怎么看得出有压力?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要和前文说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联系起来看。可以这么说,到中国革命胜利时,苏联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在1948年10月经过西欧到莫斯科,她说,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已经在世界各国报纸上头版头条传播了,可是在苏联的报纸上一点都看不见。
到11月初,《真理报》才在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标题下,用四五行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这是辽沈战役。
12月6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闻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占领徐州。这是淮海战役。(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那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就像毛主席说的,仗打胜了,又怀疑。
1949年夏秋间,少奇同志秘密去过一次苏联。
到这年12月16日,毛主席公开到莫斯科。这次去莫斯科,是怎么回事情呢?当时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理说,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去访问,应该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吧。
其实不是,是去庆祝斯大林的寿辰。
而去了以后呢,从12月16日到莫斯科,一直到2月17日离开,蹲了整整两个月。当时交通等等条件当然和现在不一样,但是两个月之久也有点奇怪。
接待毛主席的礼仪虽然还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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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称毛主席为毛泽东先生。到莫斯科后两个星期,除了参加斯大林寿辰外,毛主席基本上是在那里坐冷板凳,没人理他,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消息。西方报纸散布流言说,斯大林已经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到1月2日,莫洛托夫才去看毛主席,商谈事情。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时斯大林不愿意和新中国订立一个互助同盟合作条约。他说苏联和中国不是早已有一个条约了吗(所谓有条约就是和国民党订过一个条约)
,既然已有这个条约,别订了,以后再说吧。莫洛托夫去访问毛主席时,毛主席提出了几个方案让他选择。最后一个方案是重新订立一个条约。然后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