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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外国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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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９２

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６月１３日，不知怎么，错写成４月３０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

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

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

都没有做完。

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八点，稍微讲一下６０年代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国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包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对对方国际国内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苏联总想控制指挥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管这叫老子党的问题。他要做老子，用指挥棒来指挥别人，要别的国家服从于它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把别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彼此看法不一样，这是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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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但硬拉着别人跟它走，这是老子党的做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

１９５６年苏共在２０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的同志都很不满意，毛主席仍然说对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这些人当作反党集团打下去了，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此不满。毛主席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见得就好多少。许多同志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再看一看，恐怕还是半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非常谨慎的。但在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让步。

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对这个事情，毛主席坚决抵制，决不作丝毫让步。后来在中国方面仍力求维护双方间的国家关系时，毛主席还说过吵架不要紧，可以吵一千年这样的话，意思是意识形态上尽管有分歧，吵架，但苏联只要不按父子党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那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关系的。

（不过现在看来，在意识形态上不吵最好）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领导人争的也主要是老子党的问题。苏联方面不能公开主张老子党，所以总是突出意识形态问题，以掩盖其以老子党自居的面目。在中国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气味加重，我以为陈伯达、康生是起了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评论当时的事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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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２７９页）。

当时苏联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名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别国，要别国完全服从它的外交战略，甚至干预别国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东欧各国党不能说没有为本国人民做过好事，其所以丧失民心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认为这个党使自己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