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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

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实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实的，几句话中两处造了谣。但这种造谣被裹卷在一种浩荡的批判声势中，让人不易觉察，最多只觉得用词过于激烈。会有人看出他是极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谣者。

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做教师的时候，一直听到学生风气败坏，居然在集体宿舍中同居，为此学校曾严加处分，大家都赞成。后来我担任了这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又要讨论新的处分决定了，想到最后在这份决定上签字的应该是我，便留心多问了一句：“对这事，有敢于承担责任的证人吗？”

当即有两位干部说，他们去检查宿舍，就看见这两个学生大白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一听就忿然，因为我们的每一间学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这怎么可以容忍？但毕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说：“在座诸位都是结过婚的，因此请原谅我要问得细致一点……”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