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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