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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如历史小

说之类。1811　年12　月，拿破仑为此大为生气：书报检查应只限于取缔诽谤

文字，“在其它方面应准许自由议论”。这个训斥产生了效果：1811　年将近

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这

①　嫌疑犯法律是1793　年9　月17　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是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恐怖措施之一。——译者

②　西尔万·马雷夏尔（1750—1803　年）在1789　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无神论者、诗人、政论家，大革命期

间先后加入过“社会小组”、艾贝尔派，反对过罗伯斯庇尔；1795　年加入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无

神论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译者

一点上，拿破仑又比他的属下人员显得更为开明些，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轻

而易举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开明专制的最优良的传统。但是，政府依

然反对阅览室、租书店，尤其是反对卖书的小摊贩：因为它认识到历书和通

俗彩画的重要性，并且也不放过识字课本。元老院也设有一个维护出版自由

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毫不起作用。至于戏剧界是各派常易发生冲突的场

所，也不能幸免。1805　年拿破仑要求富歇“从公众道德上”对莫扎特的《唐

璜》发表意见，而布里福写的《唐桑切》由于西班牙战争而不得不把剧名改

为《亚述的尼纳斯》。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发展并改善了执政府工作，同时也加强了执政府的

专断性。公众的任何自由权利不复存在，但信仰自由除外，因为宗教的不容

忍势必使国家失去优秀的公职人员，从而会有损于国家；而且还不应该攻击

众所共奉的宗教，不应该公开主张无神论或参加分裂的“小教会”。帝国政

府的专制并不使刚刚经历过旧制度和革命风暴的法国人感到十分惊讶；再者

他们知道其它国家处境几乎相同。帝国政府所独具的特色就在于机构简单，

能迅速调整机器：这种特色要归功于大革命，因为大革命扫清了旧制度的各

种混乱的机构和种种特权，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机构。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

金钱是战争的命脉，何况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经证明，国家财政的一次危

机可能对政权是个致命的打击。开明专制君主的模范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财政

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较喜欢间接税，因为间接税较易征收，能提供更正规

的收入，也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拿破仑也是这样干的。从1804　年到1812

年他减少了土地税和动产税，这样做对他有利之处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权沦为

纯粹形式。此外他准备合理地分派土地税，最后于1807　年着手编制地籍册，

这就满足了1789　年陈情书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为此项工作花费了五千

五百万法郎，但能完成此项工作者不超过五至六千个公社。

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仑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如此不得

民心，以致拿破仑在1804　年从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十二年风月五日（1804

年2　月25　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

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要有库存清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

包捐税的“酒窖耗子”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

年和1808　年有所增加。1806　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

增加了烟草税之后，1810　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税”

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税还不计算在内。人民的不满情绪

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

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

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清查、运河、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