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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上哪儿见他去！”

安石这才完全清醒了，叹了一口气：“是呵，可这梦做得多真呵！刚刚逢源还做了一首诗，说是要做《商君书笺释》的卷头诗。诗我还记得呢！”

淑贤听了，止不住好奇，问道：“是吗？说给我听听。”

安石张口要说，可头两句怎么也记不清了，非常模糊，既像这样，又像那样，唯独后两句确切无疑，只好说道：“奇怪！头两句越来越模糊了，只后两句记得真，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我的记性从来没这么差过，转眼之间竟至忘事了！奇怪！”

淑贤笑道：“梦里的事情，哪能认得真！可这后两句真是有见识，你倒应该将它补齐才是。”

安石觉着也是，也笑道：“夫人说的对，我这就起来将它补足了。”

说着当真披衣而起，淑贤也跟着起来为他铺纸研墨。安石推敲了半天，到底最后认定了逢源的原诗，提笔写道：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写好诗，睡意一点也没有了。夫妻两人又想起逢源的许多事来，安石益发动了感情，当即又写了两首《思王逢源》：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凰羽短，麒麟埋没马群空。中郎旧业无儿付，康子高才有妇同。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

写罢搁笔，夫妻两人早已热泪滂沱了。

代 序

大宋朝的事，颇为吊诡。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之后，它强化皇权，崇文抑武，扬儒贬将，如此等等，不过二三代，外侮内乱就接踵而至，民穷国弱，几乎难以收拾。由此，引发了庆历与熙宁的两次改革。庆历新政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熙宁改革，虽成为商鞅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变革，震动之大，影响之广，无与伦比，却也一样彻底失败了。历史从来不会中断。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不是都说溯古可以通今、鉴往可以知来吗？大宋朝的变革，对于咱们今天，或者也不无警醒、借鉴之处？

说到大宋变革，尤其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诸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际命运、心路历程，无不让人感慨万端。变革大潮之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也该同样极为难得、可贵。

还有一件怪事。领导了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本是千古功臣，却一直被泼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样子，千百年来竟都成了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原因固然很多，党争和程、朱理学的得势与泛滥，该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个叫蔡上翔的人，编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诸事，为王安石多少说了一些公道话。再，就只有梁启超了。他因为变法的需要与启悟，专门写了一本《王荆公》，为王安石辩诬，还原他的一代“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19４９年之后，倒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做过努力。这当然不够。何况，时隔有年，读者有限，要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还该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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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6）

再就是民情风俗、文化景观、宫闱秘事、朝野百态等所有关系大宋朝的种种现实生活图画，无不都让人醉心。正是这一切，让笔者有了写作的冲动，并最终写成了现在这样一部书。

本书要是归类，该是一部历史小说吧？历史小说，顾名思义，自然应该既有历史，也有小说。由此，历史小说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以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一是以历史的方法来写小说。中国历史的文本，一向也有两体，一是编年体，一是传记体；传记体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传记体，实际上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文本的这一特点，如果再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固然可以惊心动魄，天花乱坠，但因为无限片面地凸显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从写出来的东西要历史，可就比较困难了。有鉴于此，笔者也就只取后者，只用历史的方法来写作本书了。

因为用历史的方法来写，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历史面貌；但既是小说，也不想完全拘泥于文献。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