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绝不能忘记，竞赛确实发生着。思考发生着，而且思考如何发生影响着哪些模因表现良好。

进化的达尔文算法是介质中性的。它们无关蛋白质，无关DNA，甚至无关碳基生命，它们是关于伴随变异的差异复制的，无论那发生于何处、在何种介质中。这一点在我们转向道德性（morality）的进化——如我们即将做的——时显得尤其重要。为领会这一中性，考虑一个有关另一个人类独有创造物——音乐——的幻想。我们智人成员非常可能拥有某个与音乐有关的遗传禀赋。但无论这是否可能，让我们为思想实验起见而假设如此。让我们假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对音乐的反应，我们的音乐才能，等等，部分的是某种经遗传传递的设计特性的产物。让我再假设，这将我们与智能“火星人”（某种非人类，但文化上老练且善于沟通的物种）区分开来，后者在遗传天分上完全缺乏喜爱音乐的人类怪癖。

一个火星人组成的研究团队造访我们的星球。他们中的一位在智识层面上对地球音乐产生了兴趣，并努力将一个人类音乐热爱者的全部辨别力、偏好和习惯等等，吸收进他自己的知觉能力和癖性中。一个普通人类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天生的音乐热爱者，而对于想象中的火星人，音乐确切无疑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品味。但假设该火星人凭借勤奋学习和自我训练确实获得了它。现在抛开该火星人是否真的“以人类的方式”赏识音乐这个（根本就是无聊的）问题，转而考虑更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模式区分了伟大音乐和好音乐和勉强过得去的音乐以及糟糕透顶的音乐。

比如，该火星人若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评论家，将不得不去领会的模式是什么？这些将是达尔文主义音乐理论家最渴望去发现的模式——肯定与曲折的智人遗传历史深深纠缠在一起，但可以被独立描述。假设我们的火星人先驱将地球音乐带回火星，其他火星人喜欢上了这一外来的新消遣，并追随他们先驱的引领，勤勉地向自己灌输必需的（但由文化携带的）态度和性情。当他们演奏、享受、批评莫扎特的作品时，对其性情来源的解释将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遗传方面的，但那又如何？

第27节，

某人到底是个“自然的”（经遗传设计的）音乐家还是个“人造的”（经文化设计的）音乐家，（从某些重要的观点看）真的不重要。让这成为莫扎特音乐，或巴洛克音乐，或地球音乐的有关关系、结构、模式的问题，将是介质中性的。而且，如果（这似乎很可能）火星人流行榜包括一些在地球上从未有人问津的作品，那么对导致火星人与地球人品味差异的反应差别的解释，对其遗传或文化起源将是中性的。如果火星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品味，那他们将永远不会展现出能保持该现象的偏好或习惯模式，他们长的是迟钝的耳朵，音乐与他们无缘。

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音乐品味，那怎么获得的其实并不重要：在其发育过程中天性与教养的力量的叠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是达尔文的——而达到相同的总合效果。这个科幻小说般的思想实验，提醒我们记住一个关于人类音乐家直接差异的重要真相。在那些拥有“先天”音乐才华，和那些必须通过反复灌输而将大堆理论内化的音乐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宣称只有前者才是真正音乐家，只有前者才是在真正演奏音乐，是某种近乎于种族主义的做法。我猜，最终我们将能够识别出“导致”音乐天才的基因，但音乐理论是也应该是中立于这些基因的。●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所以，解释道德的理论也应如此。它应中立于我们的道德倾向、习惯、偏好和癖性是不是基因或文化的产物。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是，在何种限度上我们生就一副“良好天性”——如德瓦尔（deWaal，1996）曾就黑猩猩说过的，而在何种限度上我们生来就是“扭曲的”，不得不被文化所掰直——如康德曾就我们说过的：“AussokrummemHolze；alsworausderMenschgemachtist，kannnichtsganzGeradesgezimmertwerden”（用造人所用材料那么扭曲的木料，造不出任何完全直的东西）。对道德如何出现以及为何它具有它所有的那些特性的解释，无论如何都必将是达尔文主义的。文化的和遗传的传递通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从一个中立视角处理。

甚至遗传上完全同一的群体，也可以因为文化机制而在表现型层次上出现深刻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对自然选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