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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材料可写吗？

柏杨：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连续写，写一个月。有时需要资料，请记者去跑嘛。譬如，谈到节育的问题，他们主张要生孩子；我批评他们。正好一个记者跑回来说：“给你个好消息！”他说大同中学有个工人生了十几个孩子，送给人几个，孩子还是养不起，家里很穷困。我说，好，再去访问，把整个资料给我！你说反对节育！在这种情况下，生了十三个孩子，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几个孩子卖掉了，几个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肠病，住医院没钱！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两个好，还是生十三个好？有人在报纸上骂我，说“跟‘###’隔海唱和”。其实，那时候，大陆还没有推行节育。他们说：我们###，需要人，你现在要节育，阻碍###大业！反对国策！

问：简直就是超现实！

（谈话在笑声中结束）

写于1985年4月爱荷华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1）

访问者聂华苓女士·整理者谭嘉先生

文载1985年6月7日纽约《华侨日报》

1984年11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

问：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可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迂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问：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的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问：你到爱荷华来之前，看过谌容的小说没有？

柏杨：非常抱歉，没有，而且也没听说过。不仅是谌容的，大陆上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从小读他们的书，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录像带，一直到了爱荷华城以后，才看到《人到中年》这本书，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问：谌容《人到中年》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而且拍成了电影。你能不能讲一讲《人到中年》写的是什么？

问：如果讲故事就太长了，只能说这小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它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女性眼科医生。我为什么要写中年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我们时代决定的。在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中国“文革”以后，百废待举，都需要建设。在这时候，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识分子是骨干，我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们非常美好的心灵，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同时也写出他们现在实际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状况，譬如工资比较低，住房比较挤，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想提起社会的注意，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

问：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们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到爱荷华城才见面，可以说你们是隔着台湾海峡写作的，但你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意识都非常强烈，你们关心的是国家、是民族、是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柏杨，你看过谌容的小说以后，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柏杨：有很大的隔膜。我看了谌容的小说，以及其他大陆上作家的小说，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但假定这种分隔的现象继续下去，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两岸很可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表达方法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用词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读了大陆的小说，有时好像读另外一个世界的小说，很难接受，也许读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