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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