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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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