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笑中看到文学于新世纪的希望。

己丑小暑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后记

杨早

“六十年”的文学路径和“六十部”的编选原则，已见“前言”的简要说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有必要对编撰的过程及相关的事宜做一些交代。

（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之一，从提出设想到设计篇目，我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经过了多次集体反复论证，研究人员都参与了分工撰写。先出样稿再讨论修改，最后由统稿组集中作业。每一部作品的述析与撰稿人均注明于文末。统稿组成员为：杨匡汉、白烨、刘平、陈福民、杨早。

（二）对于每一部作品的重新解读，执笔者力求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和公允地叙述，不做过多理论上的置喙，一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二是让文本说话，并兼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由于对不少作品都可以提出或“仁”或“智”、或“正”或“欹”的见解，无论当初或当下的解读都会出现差异，在评介过程中误读、误解定然不免。但“误读”、“误解”有时亦不失为一种读解；其“误”，往往透露着不同的文化视点和阅读感受。人类总是在不断的“误读”中接近理解与走向通达。我们希望缩短由“误”到“通”的过程。也因此，本书尽管属于集体写作的性质，但在整体的“实证”与“客观”的前提下，对每一部作品的介绍、评点以及意见，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充分尊重撰稿人个性的视角、眼光和判断力，不一定非得表明　“集体”的“统一”立场。

（三）作为当代“文学中国”版图上的作品，自然不仅仅是内地，也不仅仅是汉民族所独有。“文学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客观存在。这样，《六十年与六十部》不仅有主流形态的，也有先锋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既有汉民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既有“精英”的，也有“雅俗共赏”的。然而，毕竟为篇幅所限只选了六十部，遗珠之憾肯定存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以及台港澳地区的精萃作品，份额之少也是明显的。我们希望在今后修订或增补时予以合理的解决。

（四）在当今市场化的客观环境中，我们难以预计本书能产生多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一并非迎合市场的举措，得到了三联书店的热心扶持，李昕先生和郑勇博士自始至终和我们一起走进　“文学碑林”，温暖着我们的学术心灵。学人与出版人有着先天的血缘和业缘，这种唇齿相依的情谊，在商业化潮流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

（李洁非 撰）

完成这篇作品时，王蒙年方22岁。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已经清晰。词句简洁平易，语调轻松自然，却不时突然地闪现出一点辛辣或者带着俏皮的刻薄；与此同时，尖锐、讽刺的王蒙还和另一个罗曼蒂克的王蒙，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在艺术来源上，可以明显看到苏俄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俄语文学在人物刻画上涉及情感描写时所特别喜爱表现的那种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气息。此外，由于政治因素深刻参预了解读，王蒙在小说中所调寄的令人心弛神往的青春与爱情旋律，亦即林震与赵慧文之间的朦胧暧昧情意，人们一直注意不够；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很见王蒙性情的笔墨。总的来说，在50年代语境之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文学性上明显高于一般作品，即使五十年后，仍然不乏可赏之处。

此外，当时普遍把小说主题描述为批评官僚主义，似乎并不确切。王蒙的批评，要比官僚主义的层面深，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已经包含社会正义角度的质疑。因为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错误，不仅仅是工作方式方法，也有品质的败坏，而区委组织部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无论从职务和做人而言，都有失良知（小说中的用词是“麻木”），这种优不能用、劣不能汰的状况，本质是善恶不辨、是非颠倒，远非“官僚主义”可以开释。

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兴奋点。就50年代而论，敢于批评官僚主义，就是最刺激、最惊险的举动，因为根据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基点，从正面来说，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它是最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现象的。现在，居然有人在小说描写中展示存在这种现象，在很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所以它立刻引起激烈争论。

这时，不得不提到《文艺学习》这家刊物。《文艺学习》由中国中国作协主办，1954年创刊，以青年文学爱好者为对象，主要刊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