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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论和文史知识类的文章。刊物的主编是韦君宜。早先在文艺上，韦君宜不单是懂得不多，用黄秋耘的话说：“百分之百的、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但是，听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韦君宜受到很大震动。黄秋耘说她“完全变了”，“前后判若两人”。转变的表现之一，是她决定在《文艺学习》上组织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期，前后发表文章25篇，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这一来，王蒙出了大名。他在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里以调侃语气称，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起初，他还比较“享受”这种状况：

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不过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1957年2月9日　，《文汇报》的《笔会》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给人的印象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此后，“批判”声音占了上风，包括中国中国作协党组1957年1月29日组织的讨论会，结论也是“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郭小川全集》第　9卷；　日记（1957～19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2）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力挺王蒙。1957年2月16日，中国作协几个领导正在周扬办公室谈话，忽接胡乔木电话，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颐年堂。受到召见的还有新闻、思想、社科界和团中央的领导，谈话内容“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　（《郭小川全集》第　9卷；　日记（1957～19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尤为罕见的是，毛泽东就这篇小说接二连三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这些谈话，有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

不过，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读过小说本身，笔者对此存疑。因为在他所有相关指示里，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读过小说本身；他谈论的，以及他介入争论的出发点，都在于小说所引出的问题——可不可以写官僚主义。的确，毛泽东阅读面很宽，经常亲自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李希凡、王蒙、姚文元，都是如此；但是他的阅读所主要注意的，是言论类文章，至今还没有毛泽东主动阅读新创作出来的小说、诗歌作品的报道。但《文艺学习》的讨论为毛泽东所瞩目，却有切实的记载，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说：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