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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这个意识必须从实际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知识命题都会返璞归真。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离开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场和文学诉求，“问题”易流于空洞的概念。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但从史实的角度看，任务本身，也只有在解决它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现实的要求和矛盾，强烈地表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中。对于文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现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揭示。也因此，真正的评判，要研究与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深入思考人生与艺术中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新中国文学风雨里程中矛盾重重的诗文。也许，这正是认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某些规律性现象的一个途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忆（5）

正如A．J．汤因比所言：“我们应该准备随时重新考虑问题，随时准备勾销最珍爱的体系、所选择的事实或所谓事实的态度，假如进一步研究要求这种改变的话。这不仅是由于发现或构成了新的事实，而且也是由于对存在所谓事实进一步进行思考的结果。”这样，重读作品，重审文本，重说问题，重新探究意义之所在，自然成为《六十年与六十部》必要的功课。以当代诗歌为例，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其演进与变异，可以说形成了“颂歌→战歌”的体系，但其构成的事实需要有所选择和发掘，需要细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寻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说方面，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许多作品有所批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然而，我们从不无争议的一些小说中，读到的并非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乡生态、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气韵，有以文缩时空史化诗的笔墨。自然，在“重新考虑问题”时，我们也不难读出时代给作家带来的局限。

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变染乎世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文学无法回避时代的思潮和艺术的流变，无法回避现实、人生、审美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作者，“问题”意味着原创；对于读者，“问题”意味着理解与念想；对着文学界，“问题”意味着在不断推进中的持续发展。“问题意识”可以孕育高品质的作品。是故，我们在编撰《六十年与六十部》时，必然要把“问题”作为关键词。而作为这一关键词的两个支撑点，一是文化的、学术的立场；二是专业的、审美的眼光。

这里，还需要对“经典”做一些说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或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其实，“经典”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可以连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们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进一步说，在文学史上，足以构成“经典”的，需要有相当的美学品格，它要能“时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长更宽的时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宝黛”、“阿Q”“孔乙己”成为许多人的符号），要有“艺术共鸣”（能打动、震撼人的心灵），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优秀作品，不分什么主义、流派）。在中心或闹市的鸟鸣不一定比边远山林的鸟鸣清丽动听，在审美与艺术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们无意将“六十部”都以“经典”命名，历史还短，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时光老人的评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经典”应无愧色，因为它们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上，都触动了时代神经，也投影于历史沧桑，艺术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经有争议却对文学进程起过重要影响的，是容易被忽略却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复评论而可望达到矩阵稳固状态的。在这里，依然是“问题”与“价值”主导着我们的选择、叙述与品评。没有必要求大求全，也不必因人废言。不论是堪可称作“经典”，或是足以成为“文献”，“六十部”作品都是风雨路上一份意识与艺术的辩证，一份斑斑点点的内心真实与外部真实的矛盾的文学印痕。

新中国文学六十年的旅程，给人们留下了欲说还休的记忆。我们曾经贫瘠过也狂热过，然而，回首向来萧瑟行，惊鸿一瞥，那内心的冰川刻痕，累筑而成的是一座富有的精神博物馆。所有承受的沉重可以化作微笑，化作把粗糙的石头变成钻石的力量。我们也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