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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第　270—392　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　6　章（比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

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

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

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

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

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

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

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②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

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纪前　１０　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①《香港电讯报》

报道的　１９０７　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

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

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

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

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②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

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

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

——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

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

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

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①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

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

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②

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

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

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

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③但是，

昂科著）。

①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　124—　125　页，第　6　章和裴宜

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第　355—

382　页。

②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86　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　9　月　14　日报道。关

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

第　767—788　页。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42　卷第　4　期（1983

年　8　月）。

②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　5、7　章；韩书瑞：　《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

第　9—31　页。

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　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

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