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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世纪初的鸦片买卖

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

大。哥老会大概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或　６０　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

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

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

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

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

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

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

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

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

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

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

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

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　４０　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

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　３０　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

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①

②18世纪末　19　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　154—157 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

者与革命者》，第　96—152　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

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

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40—349　页。

①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

密会社，1840—1950　年》。关于　19　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

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　年》，第　128—139　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从》

第　4　集，第　152—178　页。

②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

志》第　36　卷第　2　期（1977　年　2　月），第　201—238　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

《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

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

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295—306　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

革命合法性》（第　1、8　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