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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61—391　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

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05—337　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

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　１８１３　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

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④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

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

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

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

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

大成为叛乱。①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

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　１９　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

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

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

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

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

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　２０　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

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

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　２０　世纪，它

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　２０　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　５０　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　年》第　14—15　页提到　1950　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2　期（1981　年　4　月），第　159—161，

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93　页。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