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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让他懂得：谁都不是万能的，谁都有玩不转的时候。哪怕皇上，也不例外！而且，更有甚者：面对因循弊端，一个皇上的作为，甚至还比不了一个市井小民。市井小民要想革除家里的那么一点陈规陋习，下个决心就成，远比皇上革除弊政简单多了，也有效多了！皇上既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刀枪剑戟一起出台了！安石无法违背皇上的意志，只能将行动尽可能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动作的幅度也尽可能缩小，不事张扬，点到为止。冗兵，暂时还只限于在小范围内统计、淘汰老弱病残，将那些不堪再当兵的退出编制。冗官，也只计划撤并州县，劝退七十以上不能任事的人；再在西、南、北三京增设虚职，安排州、军以上老弱官僚，让他们甭再占着茅坑不拉屎。冗费，则主要是减少皇室宗亲的月赐赏给。事关皇家，特别需要皇上痛下决心，外人谁敢过多插手！尽管慎之又慎，打拱作揖，被触到的人，还是个个骂娘跳脚！

颁行或准备颁行的新法，已经这样那样地触及了几乎每一个阶层；刨祖坟，又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跳脚骂娘。这天下，还能不乱成一窝蜂吗？君实在给安石的信中说：介甫从政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窍怨叹。虽不无夸张攻击之过，但说到对安石参政之后举国骚动的描述，该多少还是有些真切之处。吕公著原来最能处惊不变。当年砸了钧窑珍品，谁都大惊失色，只有他置若罔闻，眉都不皱一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该更有城府，更能处惊履变了。可这变动实在太大了，大得他连想都不敢想！要他还能保持超然，难！

在一开始，安石荐他做御史中丞时，他是真想投桃报李。他荐的几个御史，大抵都是从安石的立场考虑又考虑，才最后拍了板。有些人虽未必真对安石有所帮助，至少他自己真心认为，这些人品学都属上乘，能够有益于安石。当初与君实设计防堵安石的念头，早已淡化，差不多都快泯灭了。可眼前突起的风云，终于叫他寝食难安了，他不得不面临一种多少有些痛苦的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耐着性子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他了：搁别人，早跳出来了。

父亲在郑州设家宴款待范仲淹，自己自始至终都陪在一边，两个人的谈话，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对于庆历新政，父亲那是一种无奈：理智上赞成，情感上反对。父亲的苦衷，是皇上的守成求稳，以及由此形成的上上下下安于现状、害怕变化的因循态势。自那以后，国家是每况愈下了。要说变革，该是更刻不容缓了！可因循之风，不也随之愈刮愈烈，以至窒息一切了吗？连庆历新政的参加者、鼓吹者，全都已经偃旗息鼓，改弦更张，更甭说别人了！自己踏入政坛，也有好几十年了，始终跟着朝政转悠，今天说这，明天说那。话虽说了不少，可什么时候说过朝政应当改一改、变一变？自己连父亲的那一点犀利与勇气，都没有了，也真是惭愧！或许，自己办不了的事情，无意识中总是希望有个人，能出来冒险代劳？安石打金陵过来，自己对他抱着一线希望，以及后来的投桃报李，是不是与这种没法儿说出口的潜意识多少有些关系，也真难说！要是一切能不过分，能多少为自己所接受，且能够平稳进行，不至如此纷扰，那该多好！那样，自己可能真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在沉默中完成自己的历史表现了。沉默也是一种记录，一种模棱两可的记录。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候，这种记录会比壁垒分明的得分更实惠：它挂着是非两边，既可以属是，也可以属非。不论是非怎样颠倒，壁垒两边的斗士都有被尘土掩尽风流的时候，只有它，永远是个不倒翁！永不衰败，既然要比辉煌短暂而罪孽长久，更灿烂！就像恒星与流星，只有恒星才天长地久呵！可现在，自己已经无法沉默了。尤其是韩琦上书之后，更不能不有个态度！

大宋遗事　第八十七回（2）

公著当然也要权衡一下势力的对比与消长。比起父亲那会儿，皇上年轻有为，锐意革新，这是先皇帝没法儿比的。安石固本三事，去其疾苦，抑制兼并，便趣农，平民百姓也有得着实惠的一面，不会不支持。但群氓无知，向东向西并无一定之规，也就不足为凭了。除他们之外，持激进态度的，大抵是一些亟待改变处境的下层人士，想通过这一场变革，由台下走到台上，好好叱咤风云一回。条例司的那些年轻人，就大抵如此。地方官员与士绅里面，这样的人也所在都有。他们的能量相当大，当然不能低估。但重权不在他们手里，社会的稳定也不靠他们。官僚士绅，因循守常、怕变怕事的是绝大多数。眼前的激烈反应，就是明证。而只要有他们横亘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