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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们就没有理由去反对康有为、梁巨川那样的顽固守旧分子。陈独秀在张勋、康有为闹复辟失败以后写道：“愚固反对复辟，而恶张、康之为人者也；然自‘始终一致主张贯彻’之点论之，人以张、康实行复辟而非之，愚独以此而敬其为人，不若依违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１—１６２页）

这段话还可以解释为表示对那种摇摆于帝政与共和之间的投机分子、两面派的极端鄙视。但是，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独秀文存》卷一，９３页）。这就是明白承认，守旧派、帝政派，只要“本诸良心之至诚”

，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也造成了可敬的人格！这种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观点，使人无法区别什么是进步的思潮，什么是反动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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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人们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其“缺点”只在于贫富的差别还没有消除而已。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列宁全集》第３７卷，１０９页）

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奴役制，使社会生产力以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否定了下对上、卑者对尊者的人格依赖关系。但是，在存在着占有生产资料的百万富翁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劳者动者之间的对抗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雇佣奴隶制。”

（同上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显著地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人权观念的欺骗性。

向往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们，主观上以为他们是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从实际生活中，他们也感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能战胜军阀官僚的反动黑暗势力的。

１９１８年陶履恭（陶孟和）写道：七年以来的民国，是没有人民的民国。因为人民没有声息，没有动转。现在七年将尽，转瞬就是新岁。

我们人民岂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发挥政治的生命，成有组织的活动，使八岁的民国，变成人民的国家，民治的国家么？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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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只看到人民群众中的落后性，不了解这种落后性是由于受着严重的压迫和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形成的，他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说：“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４８页）。既然以为“多数国民”如此落后，他对中国前途不能不表示悲观。从１９１８年他所写的痛骂义和团迷信、排外、守旧，并认为这种思想和事实现在还“遍满国中，方兴未艾”的文章（《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４３一３６０页）

，更可以看到，他对于农民群众是很难有个正确的认识的。

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确是具有很大的落后性。

由于封建统治势力渗入它的组织，更使它表现为顽固的排外主义。五四时期的许多人因此对它采取完全抹煞的态度。他们不能从这种自发运动看到中国最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在农民群众中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和发动这种力量，也就不能使民主革命得到成功。

五四时期的人们用个人主义观点来理解民主，是他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以至鄙视人民群众的表现。

他们又是把民主主义主要地作为伦理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固然他们提倡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文学，都是为了建立他们所企望的新的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辛亥革命，经过袁世凯称帝的失败，经过张勋复辟的失败，民国的招牌虽然挂着，但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