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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其他撰稿人，有的主张“自利利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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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小己主义为之基”

，有的简直就主张“利己主义”

、“为我主义”

，所说的和陈独秀的“个人本位主义”

、“个人独立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

应该承认，在那时，他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他们号召打破“纲常名教”

的束缚，使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解放，能够自由地发展。他们从个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出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反对依附古人，做古人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独立的主张，别人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向来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那是奴性的表现，而旧思想所依仗的正是习惯势力和传统的权威。

他们攻击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有个性之发展”

；主张“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他们主张，写文章不应该摹仿古人，说古人的话，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

，等等。

五四时期的人们提出这些思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矛盾的反映。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封建经济正在解体的过程中，封建的宗法家长制度难以照旧保持。但是，封建经济毕竟还没有死亡，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思想还顽强地存在着，成为束缚和禁锢人们的力量，许多知识青年对此特别感到痛苦。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个性也好，个人的权利也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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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超阶级的。认为封建主义抹煞一切个性，否定一切个人权利，并不是准确的看法。其实，封建主义承认而且努力培养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性，承认而且尊重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人权利。尊者压抑卑者的个性，尊者的个性因此而能够充分发扬。真正保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的是封建主、贵族。在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和封建主义的个性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封建主义力求阻止人们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而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用封建主义的个性来对抗资产阶级的个性。

就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有个叫做梁巨川的老先生投河自杀。

他的遗书说，他是为殉清朝而死，是为坚持他从幼年所学的伦常道德观念而死。这个自杀事件引起了陈独秀、陶孟和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著文评论。这个先生的见解是他们不赞同的，但此人有强烈的个性也是很明显的。再比如康有为那样顽固地尊孔尊君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坚持着自以为是的一套道理。梁巨川、康有为并不是丧失个性，他们有的是反动的个性。新文化提倡者显然并不是要发扬一般的个性，不是要发扬任何个性。他们所要发扬的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不过他们不能自觉地指出这一点。

他们不但不能指出这一点，而且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说明问题。陈独秀在解释“独立自主的人格”时说：“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盲从隶属他人，当然不好，但是什么叫做“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呢？

《新青年》的别的作者，有人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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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志”

，他说：“志者，根诸心，发诸己，非可见夺于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夺者”

（高一涵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

有人认为，忠孝节义之所以应该反对，因为这些“全非植根本于汝本身，而另外之人课汝以片面之义务”

；他主张人生以“快乐”为目的，而快乐和痛苦都是“以吾人之自由意志为其根本。凡顺吾人之意志，从心所欲者，快乐；逆吾人之意志，不能如愿者，痛苦也”（李亦民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总之，他们对独立自由的解释就是，一切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顺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

如果严格地按照这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