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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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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也不可能独立地取得政权，当然谈不到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国的政治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尊孔复古的反动潮流是这种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并且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

五四时期的人们向尊孔复古的潮流开火，是完全必要的，是革命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以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进行了，但是没有生效，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现在由他们来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把“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输入中国，就可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洋式社会国家”奠定基础了。

这种说法是把事情弄颠倒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并不能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在没有能力通过革命实践建立新政治、新经济的情况下，以为只靠思想的力量就能为新的社会国家奠定基础，这不过是这种思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科学的大旗。

照陈独秀的说法，那是用以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鬼神）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他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７页）

他们用科学作武器，反对传统思想中的脱离实际，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混、笼统种种弊病。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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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７７页）陈独秀也说：“头脑不清楚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６３页）

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要求。他们从这种要求出发，评论传统的旧思想。例如傅斯年说：“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较繁。”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他指出，“比喻”是不能用作推理方式的，例如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似乎是用天无二日来证明民无二王，其实二者是毫不相干的。

“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傅斯年对于以比喻代替逻辑推理的指摘是很中肯的。

但无论傅斯年也好，别的人也好，所要求的只是思维本身的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合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这种要求对于正确的思维虽然是必要的，但还并不能保证思维的科学性。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律、法则）

，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这点是他们不能明确指出的。

他们用自然科学作武器狠狠地打击有神论、有鬼论。特别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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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动统治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愚蠢的迷信，还出版杂志宣传这种迷信，说什么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方法证明，说什么“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陈独秀发表了篇《有鬼论质疑》，立即就有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

，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的知识界人士撰文反驳。

《新青年》的作者们为破除这些谬论多方面进行论述。陈独秀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以“森罗万象”中是没有“神灵为之主宰”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５７页）。他断定：“人类将来真实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