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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　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　E。M。马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１９１５　年的二十一条；１９１９　年凡尔赛和约；１９２８　年

的济南惨案；　１９３１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　２０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　１９０５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　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