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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此外，文章还举了毛泽东1958年修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孙长江在修改时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42〕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孙长江，在文章发表6年之后给《光明日报》社和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讲了修改这篇文章的一些情况。他说，1978年3月间，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向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杨西光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给我，同时也送给了吴江，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修改、补充，然后送给胡耀邦审阅。但他认为，文章“基本上重写了”。〔43〕

孙长江在信中还提到了署名的问题。他说，尽管文章基本上重写，但在落款上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考虑到修改后的文章吸收了人家的稿子，也就表示同意了。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了，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经不恰当了。经过再三斟酌，删去了“作者胡福明”这句话，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从以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所以，胡福明认为，“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造”。虽然《理论动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胡福明的名字删掉了，但承认文章由《光明日报》供稿，而《光明日报》提供的稿子就是胡福明的文章。因此，从《光明日报》的角度来说，它认为胡福明就是文章的作者。6年之后，《光明日报》举行了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别奖，胡福明作为文章的作者参加了颁奖大会。《光明日报》为此致信吴江、孙长江：“本报最近举行了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并于本月十日举行了授奖大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同志，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44〕

几位当事人在回忆文章写作与发表的经过时都肯定了胡耀邦的作用。胡福明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45〕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叫到家里开会。临走前，孙长江来找沈宝祥，让他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清样。同去的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等。去了之后，沈宝祥把文章的清样交给了胡耀邦，想请他先看一下。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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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8）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