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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作为第二部分；第二，强调冲破“禁区”。文章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至今仍存在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分辨是非，只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第三，修改时加了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35〕

“五一”前夕，正当胡福明准备回南京的时候，杨西光同他做了一次谈话。此时，杨西光觉得文章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将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做。他还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就是《理论动态》。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修改，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36〕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37〕

谈话中，杨西光还告诉胡福明，文章准备在第一版发表，但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分量，“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继续修改。吴江看到文章后，觉得很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就让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38〕孙长江后来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胡福明一个；第二，文章核心在于“唯一”；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至于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孙长江“捏出来的”。〔39〕

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在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时还特意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不过，胡福明也承认，“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整个说来，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40〕

中央党校的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据沈宝祥说，胡福明于4月14日、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后来根据杨西光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41〕，这就是4月20日的修改稿。第二天，稿子送给了孙长江，由他继续修改。在随后的两天里，马沛文、王强华、杨西光又讨论了一次，并作了修改，然后再把稿子送给孙长江。经过4月20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的修改，文章“增加了内容”，即：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变为四大段；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加重了结尾部分的分量。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7）

在此期间，杨西光曾两次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过意见。此后，孙长江以胡福明的文章和这次谈话的意见，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修改。经过这次修改，文章“质量上有了提高”，而且“对原来的稿子做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