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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论，自觉地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三）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可是，文章寄出4个月后仍没有消息。直到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此外，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胡福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了一番推敲之后，他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副作用。至于坚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的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他第一次对文章“修改得很少”。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3月13日，王强华致信胡福明：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联系实际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具有战斗力，“请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他在信中还说，由于“四人帮”多年来靠片言只语吓唬人，使得一些人“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他希望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28〕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4）

根据王强华的建议，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又加了一大段文字，其中提到：十年间，“四人帮”主观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胡福明还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日的清样出来后，“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却被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编辑为什么把它们删掉了？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29〕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

此前，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张德成以“张成”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这篇文章并不长，不到2000字。作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他说，哲学家们曾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笛卡儿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用主义者声称，“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基督教徒们则把耶稣的话奉为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也指出：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再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