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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着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