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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年纪已经二十九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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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1）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内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2）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