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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奥斯卡临终时带个牧师去，我很后悔以前常劝阻他不要变成天主教徒，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随后我给弗兰克·哈瑞斯·赫曼（让他通知霍普）和道格拉斯分别拍了电报。稍后杜克又进来说奥斯卡还可能多活几天。

可怕的善后事务必须由我们来做，我就不须多说了。拉该是完全垮了。

那天，我和拉该就睡在了阿拉萨斯旅馆的一间房里，中间被护士叫醒了两次，因为她们以为王尔德实际上就要死了。大约在凌晨5点半，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彻底的变化，他的脸形变了，我相信被称做死亡的东西已开始走近他了，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喉咙里发出临死前的哮吼声，听起来就像扭动曲柄时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他死。他的眼睛不再对光有什么反应了。他嘴里涌出泡沫和血，站在他旁边的人得不停地替他擦去这些东西。12点，我出去弄食物，拉该守护着他。12点半，他出去了。从下午1点起，我们就没再离开过房间。他喉咙里发出的痛苦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我和拉该只好靠撕信来保持镇静。3个护士不在屋里，旅馆老板已来尽过责了。1点45分，他呼吸的节奏变了。我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他的脉搏开始不规则跳动。他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是我到后第一次听到他自然的声音。他的四肢似乎不自觉地伸展着，呼吸越来越微弱；2点差10分整，他死了。1900年11月30日，星期五，最后一次医疗检查结果是：王尔德死于中耳炎，而这种病是他在监狱时开始患上的。原注

洗完并让风吹干王尔德的尸体，扫干净一些不得不烧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我、拉该和旅馆老板就去市政厅做官方声明。想想中间经过的繁文缛节，至今都还让我生气，在这儿也就没必要再说一遍了。聪明的杜甫海昏了头，把王尔德的名字弄得神神秘秘，这就使本来并不太难的事情复杂化了。王尔德在旅馆登记的是假名字，而在旅馆里用假名字登记是违法的，这就使事情难办了。从3点半一直到5点，我们就在市政厅和警察局之间跑来跑去。随后我就生气了，坚持要去大使馆找库斯伯特神甫向我介绍过的英国大使盖斯林。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之后，我又出去想找几个修女照看尸体。我以为在巴黎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经过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艰难曲折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圣·方济各会修女。

盖斯林非常热心，他答应第二天早晨8点来阿拉萨斯旅馆。拉该留在旅馆里应付报社记者和吵吵嚷嚷的要债人，而我则和盖斯林一起去拜访有关官员，直到下午1点半我们才分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死在巴黎确实是一种艰难又昂贵的奢侈。

下午，地方官来查问王尔德是不是自杀或被谋杀。他根本不看杜克医生和克兰医生开的证明书。前一天晚上盖斯林就警告过我：由于王尔德的身份及其假名，官方可能会坚持把他的尸体送到陈尸所。当然我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这也确是最后的一种恐惧。检查完尸体，实际上是检查完旅馆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在不停地喝过酒、开过一连串不合时宜的玩笑、接过一笔可观的钱后，地方官才签字同意埋葬王尔德。接着又来了一个可恶的官员，他问王尔德有多少硬领，他的伞值多少钱（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一点也没夸张）；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诗人、作家陆续走进来他们在签过名后都得到许可看看王尔德的遗体省略号可能是哈瑞斯点的。原注

让我引以为欣慰的是，亲爱的奥斯卡显得就像他刚出狱时那样冷静、高贵，他的遗体经清洗后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脖子上围着你送给他的玫瑰花环，胸上放着一个修女给我的一个圣·方济各修道会会章，他的身旁放着几束花，那是我送的，还有一束是一位匿名者以其孩子的名义送来的，虽然我估计他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当然还有那种常见的十字架、圣烛和圣水。

盖斯林劝我立刻把王尔德的尸体放进棺材里，因为尸体很快就会腐烂。晚上8点半，准备封钉棺材。在我的要求下，莫瑞斯·吉伯特给王尔德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但不成功，因为闪光灯坏了。第二天是星期日，道格拉斯赶来了，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来了，我想其中记者居多。星期一早晨9点12月3日。原注，葬礼从旅馆开始我们都随着柩车走向教堂在场的有56个人，包括5个悲痛欲绝的女士然后我们分乘3辆马车去王尔德的墓地，墓地是以我的名义临时租用的，若我能在别的地方给他买一块墓地，我就选在拉雪兹公墓，但我还没决定怎么做。墓地总共有24个花圈，有些是不知姓名的人送的。

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