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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了。他到北京后，双管齐下，一面入仕，一面从政，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兴起。毕竟时代在变。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到尽头，确实需要冲击一下了。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表演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我甚至隐隐觉得，他在起草上书时，就已经准备拿到上海去出版，而不是送到都察院递交的。有没有真正上过书，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他是极富想象力的，三年以后，他还策划了鼓动言官入大内乾清门伏阙痛哭，以请变法的表演，尽管没有实现，但同样显示出他所刻意追求的轰动效应，使人想起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百二十九名京官为反对以旁支入承大统的嘉靖皇帝尊本生父献王为皇考的“大礼议”时，在左顺门伏阙力争的往事。而松筠庵，正对他的胃口。据说康有为就是坐在谏草堂里起草万言书的，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像杨继盛？他行事从不“中庸”，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怪不得翁同在向光绪皇帝举荐他之后，又说他“居心叵测”，阅历丰富的翁同显然没有看错。在封建时代，评品士大夫的操行是有严格标准的，我们今天可以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评论康有为在宣传“公车上书”时的所作所为，但不能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于是我又想起了杨继盛。杨死后七年，严嵩方败。

又越五年，才获昭雪。也就是说，他至少先行了时代七年。杨继盛是君子，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耿直、刚毅、愚忠，不回避责任、不玩政治游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皇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品行，容易为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接受。假如文学家艺术家多编些戏文的话，他今天的知名度应当在海瑞之上。与其对比，康有为无疑更是先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于杨继盛。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他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不是一两句结论，就可以概括历史上的许多复杂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是否应当对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回避的消极面，对于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对于后来许许多多期望从政以改造社会的善良知识分子，究竟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　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　（《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　“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