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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恩赐〃与〃合作〃。他不像淘渊明那样，有着〃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情怀。他是一个没有生活保障的隐士，八口之家的拖累，使他〃并日而食，箪瓢屡空〃，所住的三间老屋也〃雨久穿漏，若将压焉〃（王渔洋《徐诗序》）。他甚至要靠向友人乞贷来维持生计。即使是处在这样的生活困境，他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他并没有做过明朝的官，后来又拒绝出仕清朝。他的这种坚持，就像王国维当年的自沉湖底，不仅仅是因了苦难的遭际。与此相类的，顾炎武66岁那年，有人推荐他出来当清朝的官，顾炎武坚决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对此，我们常常看作是一种封建名节。这种简单的判断，忽略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人性因素。

我无意于对徐夜的选择做出什么是非评判。那是徒劳的，也可能是荒谬和不理智的。对待历史问题，是不该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价界定的。比如：世人谴责秦王嬴政的残暴，常常以修建万里长城为罪证；但论其英明与功勋，亦是以此为重要依据的。价值与情感的矛盾，在此一现；视角转换的不同效果，可窥一斑。再比如发明纸张的宦官蔡伦，就曾接受指使，参与诬陷宋贵人的阴谋，后来皇帝追查，畏罪自杀。一个发明纸张的人，一个摧残人权的人，这是蔡伦的双重身份。我们不能因为他发明纸张，就否认他摧残人权的罪过；也不能因为他摧残人权，就抹杀他发明纸张的功绩。国人太习惯于〃二分法〃，把功过是非一刀切开，企图泾渭分明，互不相碍。其实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亦远非那么复杂。但在徐夜身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并且为信仰而牺牲了现世幸福。他不会不明白守望的无望、希望的渺茫。但他仍然在守望着，在希望着，在苦难中幸福着。他是一个隐士。一个拒绝融入自己生存时代的诗人。山水是理解他的。他在山水中寄寓了自己的忧思。〃世界尚昏蒙，山水何为者。〃他曾这样地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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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浪漫弹指间（13）

齐地多隐士，比如陈仲子、鲁仲连，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字。为什么那些隐士在对什么都失去信心和兴致的时候，偏偏会对山水更加信任更加情有独钟？隐逸传统与自然条件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倘若真像有的人所言，隐逸文化亦可称之为山水文化，那么多水的南方好像比多山的北国更适合隐士存在，更具隐逸情调。对于北方隐士，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忍辱负重，不管其外在表现是如何的轻盈与从容。这样的隐士赋予了山水别一种品格，山水也因隐士的存在而具有了诸多意味。我以为那些接纳过隐士的山水，有着不可言说的风骨。它们是一些不俗的存在。

三

隐士之为隐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庙堂〃的存在。谈论徐夜，要想绕开王渔洋显然是困难的。在很多人的眼中，王渔洋是一个御用文人，是陪康熙皇帝玩诗的那么一个角色。作为清初诗坛盟主、一代正宗，是很容易沦落为所谓意识形态诗人的。然而他没有。这得感谢他的〃神韵说〃。对于这个〃神韵说〃，后来的很多人是颇有微辞甚至不屑一顾的。他们大多是在艺术范畴里争得面红耳赤，尤其是那个赵执信很是愤慨了一番。所谓〃神韵〃，因了飘忽的特质，委实很具阐释的空间，有着艺术增值的可能。但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我更愿意以为这是一种智慧。不仅是艺术的智慧，更是政治的智慧。在一个盛行文字狱的年代，身在宦海的王渔洋选择这种书写方式，让他有效地避免了艺术和政治上的双重局限。虽然，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因诗获罪的结局。他在康熙身边混了26年。对于一个诗人，这委实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他一方面在被动地与皇帝说话，一方面又在主动地与山水说话。他在这样的两种说话中平衡着自己。

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以及作为诗人的政治家，王渔洋做到了〃两条腿走路〃，并且相得益彰地走了很久也走出好远。现实中的王渔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表象而存在的。他把〃核〃紧紧地包裹在了里面。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曾经自问过：诗人何为？这也许是他在诗中很少涉猎现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罢。他不主张诗歌体现现实苦难，但这并不等于无视现实的苦难，他会通过政治的方式和途径，去关注和解决那些现实中的苦难。以诗人的思维从政，可能很难行得通；同样，以政治的眼光写诗，恐怕很难发现美、捕捉到美，很难确保艺术品质的纯粹性。正确处理政治与诗的关系，王渔洋做到了。

一个处在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