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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舰队的调动。

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有些因素却把它变得简单了一些。首先，根据“超级机密”的情报，德国人显然没有关于英帝国各军的实力及部署的准确情报，尽管他们对美国的这些情报了解得不少。德国最高统帅部一贯过高地估计英国实力，往往比实际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相信英国在近东有两个军——第九军和第十军，其实它们比旅大不了多少。其次，根据“超级机密”和英国情报局搞到的情报，根据“黑色乐队”派往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特使讲过的情况，根据苏联人对德国战斗序列作出的估计，对德国各军团的兵力和部署也有了最为详尽的了解。同样，这些情报来源还揭示出希特勒对于他的帝国的边缘地带受到的威胁是多么敏感。这些地区包括：挪威，巴尔干地区及其“腋窝”（穿过亚得里亚海顶部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卢布尔雅那山峡），希特勒视为东南欧外堡的爱琴海诸岛，还有可能抛弃其中立立场投向盟国的土耳其。同样重要的是，伦敦监督处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希特勒的军事战略观念使他特别容易上钩。他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必然保卫德国本土为原则，如果他觉察到欧洲要塞周围任何一个地方要发生危险，他就会立刻动用他的后备力量加紧增援。这样，就可能诱使他犯下兵家之忌：处处欲显其强，实由处处虚弱。

然而希特勒并不是不懂战略的，他能够异常迅速地识破骗局，但是伦敦监督处知道他的情报部门给他干得很糟糕。自从他在1940 年和1941 年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象这位“元首”这样“耳目”不灵了。到1943 年，英美的联合间谍组织已经大体上使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在日耳曼帝国边界以外的地区安静下来了。希特勒的密码无线电情报机构仍旧工作得很好，有时还极其出色，特别是在海上，但是更加卓越的盟军无线电防御系统先是掩盖了阿拉曼的进攻。后来又成功地使希特勒得不到任何关于盟军兵力和意图的准确而又相互一致的情报。此外，他的空中侦察还经常受到盟军空中优势的限制。至于他的情报分析部门，那些人技术很高，也颇具慧眼，但却因两大缺陷而受到限制，他们的情报来源不可靠，也不准确，而且即使他们真的设法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希特勒也宁可相信“可信赖的”——即党的估计，而对它们不屑一顾。德国外交部门也没有为希特勒好好效劳。无论他在英国和美国有些什么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统统都牢牢攥在英国反情报局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手心中。最后，还有那个“超级机密”，它可以侦探出希特勒对盟军方面走漏的任何风声有什么反应。

伦敦监督处还有一大有利因素：英国出色的商业、军事及外交的通讯联络系统。这些遍布全球的通讯网使伦敦监督处能够迅速、安全、可靠地下达命令，并做到立竿见影。这就是说，假如在里斯本的外交界有意散布了一件虚构的事情，那么华盛顿的某个政治行动、斯德哥尔摩的某段新闻报道、叙利亚—土耳其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马德里一次深思熟虑的泄密事件、开罗的一个谣言、以及马德里某位高级指挥官的声明，都会来证实它。通过这些联络网（建立这些联络网是为了统治英帝国），比万就有办法随意敲响他的钟琴，奏出各种曲调。

但是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的人懂得，只有对盟军自己的情报严格保密，他们那些计谋才能生效。要想诈骗成功，最根本的是一言一行都要谨慎，要一致。一篇鲁莽的声明，一次错误的行动，一个被破译的密码——任何一个错误都会使骗局暴露无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德国人就可以根据假象的实质判断出真实情况，正确地部署其兵力，给盟军意想不到的打击。为了保密，盟军的真实意图只能让极小一批盟军指挥官知道。简而言之，为了欺骗敌人、有时也需要迷惑朋友。

诈骗战要获得成功，还要求所有有关人员和机构不折不扣地服从伦敦监督处的指示；而这一点，伦敦监督处就发现不大容易做到，特别是美国人，在好几个重要场合，当给美国人的命令中不能说明理由时，美国人就提出过疑问，甚至置之不理。美国的下级战场侦察员最常出这种岔子。虽然上层的盟军情报机关中，首脑人物为打败德国的情报机构这唯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在较低的级别中却有时出现危险的分歧。在有些情况下，各个政府的特工人员之间会出现紧张的对立局面，甚至同一政府领导下的不同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之间，也有这种情况。

把间谍派到战场上，不仅是为了盟军的一般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政府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有英苏两国间谍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