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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崔浩和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由于二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从而得罪了不少的鲜卑贵族，于是这些贵族们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了崔浩，接下来又要逮捕高允。太武帝的儿子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曾有师生之谊，为了搭救老师，太子就对拓跋焘解释说：“高允一向做事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所以请求您赦免高允死罪吧。”

拓跋焘问高允：“《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知道太子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崔浩头上是想保护自己，但他还是如实地回答：“我写的比崔浩还多呢！”拓跋焘大怒道：“既然你比崔浩写的还多，那你的罪就比他还大了，我怎么能赦免你的死罪呢！”太子慌忙说：“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个人写的，现在他语无伦次，一定是皇上您把他吓坏了，他只是个小官儿啊！”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地说：“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不想让我死，但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说假话来骗皇上。太子从没问过我，我也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崔浩身上。”拓跋焘对太子说：“高允宁死也不愿意说假话欺骗皇帝，这就是正直啊，这就是忠臣啊！”于是赦免了高允。

我们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焘感于高允的正直忠贞而赦免了他，而是因为太子说情、高允说假话蒙骗过关，说不定哪天还会旧事重提、新账老账一起算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总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辞职，他来到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应聘。对他面试的是该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副总裁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公司来，我听说你以前所在的公司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软件，我们公司也在策划这方面的工作，能否透露一些你原来公司的情况？你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高薪招聘你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监却说：“我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但你们问我的问题很让我失望，看来我也要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有义务忠诚于我原来的公司，即使我离开了，我也有义务这样做。与获得一份工作相比，我认为品德最重要。”

过了几天，他收到了这家公司的一封来信，信上写道：“你被录用了，不仅仅因为你的专业能力，更因为你信守忠诚！”

不立危墙之下

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无论是对于管理者来说还是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无德之恩都是一堵危墙，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

有一家公司要招一名会计，经理亲自面试。第一个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啊！”“好，实事求是，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二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好，不乏幽默，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三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老大，你想让他等于几？！”经理欣喜若狂：“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断言，像这样的公司，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它绝对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像吕布、蔡瑁、张允这样卖主求荣的叛徒往往为人们所不齿，而像关羽、黄忠、太史慈这样的忠义之士却令人十分敬仰。无论是古是今，两国交战之时，敌人往往会不惜血本儿拉拢一些意志薄弱者，可一但叛徒不再有利用价值，其下场往往是“死得很惨”。

“攀天莫骑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题为《箜篌谣》，说的是君子远危墙而立，“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的道理。光武帝刘秀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东汉建立以后，刘秀轻法缓刑，以结民心，与开国功臣互结儿女姻亲，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而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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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极端（1）

作为一个管理者，人人都追求最好的“管”，都想成为一位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同时，人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