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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1．为胡适辩护（1）

1962年1月1日，李敖发表为胡适辩护的文章《播种者胡适》，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李敖的生活开始不平静起来。他陷入一场文化论战的旋涡，而且成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与胡适有关。1961年11月16日，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讲演，后由徐高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文章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以促进东方的文明。

这篇讲演辞发表后，被视作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一时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势，而平时那些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或信徒者，此时则以维持“风度”为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在《文星》发表。

这篇文章是应《文星》杂志之约而写的，写成时间是1961年12月26日，发表时间则是1962年1月1日。此时距胡适讲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无限敬仰之情。

李敖从五四新文###动谈起，明确表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是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而既然“文学革命被肯定，新思想和新建设必然会跟着到来”，“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方向。”“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的心声与良知。”

但李敖认为五四运动“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

纯的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

作者接着概述了胡适“谈政治”的几个回合，随后总结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李敖还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到了台湾以后，胡适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动，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李敖在引用了胡适在1961年1月29日在台湾“国

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关于科学的一段讲话后肯定四点火：“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

谈到胡适的学术，李敖则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他批评胡适不在“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辉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笔下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李敖肯定胡适是一个“真”的人，一个热情的人，他“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他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