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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胡秋原的官司是李敖一生连续不断官司的序曲，但却在他打的官司中最无聊、时间最长但也最能显现其性格的官司。

胡秋原控告李敖的罪名是：“（李）从头到尾用嬉笑恶毒字句，意图毁损我的人格与名誉。其手段有四：一是利用二十八年前早巳解决的福建之事，再任意匿饰捏增；辱骂‘叛国’、‘阀变余孽’与日本‘合作’；二是盲目指我在《读书杂志》时代是‘左派’（###之称）；三、以此二者为骨干，名为根据我的文章，实则用‘变造他人文书’的犯罪手段，然后曲解，将我参加过的事情，乃至###的事情，一律指为###的运动，‘帮助敌人’；四、及我对政府质询他们诽谤国家之怪书，他们诬为‘无耻’和‘兴文字狱’。’”

胡秋原状告李敖等三人，引起了舆论的非议。如10月8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判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遭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法律解决，李敖也就“客随主便”，但他没有钱请律师，于是就自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

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居浩然听从太大意见，跟胡秋原私下和解了。萧孟能也受了亲朋的压力，有私下和胡秋原和解的打算，但李敖说：“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的，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七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老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官司打下去了。

在法庭上，李敖显得镇定自若，有问必答，不问不答，问一答一，绝不多答，胡秋原是暴跳如雷，萧孟能是装傻。　李敖如此白以为然，胡秋原的律师向法官“告密”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法院旁听者人山人海，其中尤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向李敖问候握手，表示支持。这十人堆里有人问：“哪个是李敖？”有人回答：“就是那个小孩子。”李敖听到了，向胡秋原做了个鬼脸。

到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拖了下来。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李敖在写《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前，曾到台湾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如“闽变”期间1933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就是在台大图书馆看到的。后来在法庭上法官问到李敖这篇文章材料的来源，李敖根据实情陈述了，不料胡秋原忽然提出一项证据，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李敖大惑不解：自己明明看过并且仍然保存着“图片证据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自己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李敖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找出台大的回信，果然是一份伪证。

看了这封信，李敖才完完全全明白：自己的母校的确公然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的学生——的确明目张胆的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为这事，李敖写信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祝他“早早退休！”

李敖离开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明，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萌祖作证，要高荫祖证明李敖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李敖遂写了一封信致高萌祖，声明自己立场坚定，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