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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职发薪”是陶希圣的又一着棋，他还心存一丝幻想，希望李敖能回心转意。

1963年5月4日下午，高荫祖约李敖，出示了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己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李敖提出入国民党建议，并说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李敖，并不是国民党反对李敖，国民党还是欢迎与李敖合作的。对高荫祖的建议，李敖又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陶希圣和文献会替他另外找事的主意。李敖对高荫祖说：“我李敖历来是干干脆脆的人， 决心求去，就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而高荫祖则说一定要去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李敖，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但李敖知道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的告一结束，李敖甚觉可叹可笑。他觉得此事给了他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 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15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每月1000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李敖正式离开了文献会，他又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l至3号三天的薪水（120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阮继光、 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发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次车马费！

5月22日，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给李敖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送他一笔钱，留名片向李敖致意。李敖收下领带、袜子，将钱退回去了。

不过敖与陶希圣的因缘并没因推出文献会而结束，后来反而有了更戏剧性的深入发展。

陶希圣见拉李敖加入国民党实在没有希望，不禁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李敖拔刀相向，反目成仇了。他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写短论批评李敖。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针对李敖揭露台大腐败内幕的文章进行批评，他在文这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登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他以前表示支持李敖与胡秋原打官司，现在则表示要台大找李敖打官司：“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污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

对陶希圣站在国民党报立场攻击自己，李敖丝毫也不感到惊异，因为那是他不跟他们合作、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但原因也不止此，他仍是出手必有自己的小算盘。那时陶希圣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鳞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李敖当时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当时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表现出拥胡的姿态，这种种行经，都是他惯用的手段，对李敖来说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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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胡秋原打官司（1）

李敖写文章揭了胡秋原的老底，从此官司缠身，这是李敖一生打过的无数官司中最无聊、时间最长的官司。三十年后，李敖终于将胡秋原家贴上了封条。

李敖的朋友说：“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