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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想象、设计与实践。文学史书写的合法性，首先是政治上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可以称作是“国家文学史”的写作。意指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界限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的文学史书写。

国家文学史的写作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写作状态，大多是指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其中也有个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如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但总体而言，在写作主旨上，没有脱离国家文学史的写作范围。国家文学史的时间限度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7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但这一上下限并无绝对的限制，如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写作，但在表述方式上已经体现出意识形态的松化，个人叙事的声音开始出现，因此并不放在国家文学史范畴之内论述。　。。

从遗弃到回归？（2）

国家文学史的书写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意义。从大的范围来看，二战以后，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状态，建立新的国家，作为后殖民时期？新的国家想象，在文学上的体现便是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作为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这一得之不易的新的“共同体”，就必须在文字/文学上做出敌我之间的甄别、筛选。从第一部，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指导思想、论述对象和论述方式上也许可以看出国家文学史写作的规范和标尺。

黄修己指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是运用了毛泽东《新*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来统帅全书的？。王瑶自己在《自序》中也承认《史稿》是紧贴着党内有关新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完成的。这一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其中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重要。不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年代，还是1949年以后，它一直是*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指针，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讲话》明确指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然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政治内涵极为突出。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建立的新政权在文艺思想上实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

在这种国家文学史写作视野观照之下，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彛�吨泄�执�难�贰罚ㄈ�肀荆��疾豢赡苷业秸虐�岬奈恢谩９�椅难�纷魑�笾趁袷逼谑樾葱碌墓�蚁胂竦闹匾�ぞ撸�诼凼龆韵蠛吐凼龇绞缴隙甲龀隽艘欢ǖ恼绫鸷蜕秆　�

1951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此之前的7月底，张爱玲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11月，长篇小说《十八春》由上海《亦报》社出版单行本，随后中篇小说《小艾》在《亦报》连载，《小艾》风格和之前的作品有很大的改变，字里行间流露出向新政权靠近的努力，但她注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文学评判的标准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已经开始转变。1944年迅雨（傅雷）在批评张爱玲的小说时，还认为《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那时的张爱玲虽曾受到批评，却还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而到了王瑶这里，文学的阶级性已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一切与此距离较远的作品都在批评摒弃之列。在《史稿》中，冰心的作品被认为是“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郁达夫的《沉沦》有“不健康的倾向”；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成了一些厌恶现实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的逋逃薮”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虽“表面上鼓吹革命，但它的实际效果却正是助长了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阻碍了他们去接近正真的革命”？。对于中国在30、40年代沦陷区的作家和作品，《史稿》根本就没有涉及，一字不提。

黄修己认为，当时书写文学史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为谁树碑立传的问题”。他指出，那是正是一个新的政治集团登上国家的统治地位，而另一个刚刚被赶下去，凡是在现实生活中被赶下政治地位的，在历史著作中也同样要被赶下统治地位？。

从遗弃到回归？（3）

四十年代傅雷“我们文坛”的涵义，五十年代王瑶的批判立场和黄修己所谓“为谁树碑立传”的观点，其实都涉及到一个“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义的特别青睐。其基本含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