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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完备于唐，盛行于明清，前后运行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盛事，终于寿终正寝。

清王朝覆亡前后，又正是世纪之交。一些落后陈腐的东西恋恋不舍地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垂死挣扎着继续生存下去；一些新的生命也在顶着重重压抑破土萌芽，或在冷嘲热讽的剪斫下走向夭折。而无论新旧，在这特殊的年代里，都要无一例外地平等或不平等地承受上天对其生命力的考验。京师大学堂可谓是众多新生事物的幸存者。她既是旧世纪的弃婴，又是新世纪的骄子；她骨子里既深深地刻有旧时代的胎痕，又令人欣慰地注入了新时代的基因。新与旧的斗争注定她命途多舛，也注定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同凡响。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由于袁大头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严复不得已想办法借债应付。当年5月1日，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废除总监督，设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5月13日，北大正式重新开学。

1912年10月7日，严复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严复掌校仅数月，因与教育部矛盾太深，即呈请去职。此后，北大校长走马灯般换了三人，先是章士钊，后又以马良代理。1912年11月底，马良因经费无着，拟向外国银行抵押校产借款引起学生风潮，被学生冠以“盗卖校产”的罪名，不得不请求辞职。章士钊也引咎辞职。12月27日何燏时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请辞，当即获准。1914年1月8日，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胡仁源任校长期间，对北大各学科进行了整顿，还聘请了一批著名人物入校任教，如陈黻宸、黄侃、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辜鸿铭、朱希祖、陈汉章、冯祖苟、俞同奎、胡溶济、张大椿、陶孟和、温宗禹、夏元瑮、马叙伦、张辉曾等。他们中有的是声名显赫的前清遗老遗少，有的则是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新教员的引入，使北大的学风，尤其是文科学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由于北大学生日增，教学生活用房困难。1916年6月，经胡仁源与比利时仪品公司商洽，借款20万元，在原操场兴建红楼一栋。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一院，著名的沙滩红楼，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3）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它虽然在孙家鼐、严复和胡仁源等人的悉心呵护辛苦支撑之下，多次免遭胎死腹中、难产和停办之虞，但不过差强人意而已。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清廷当局都自认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说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了。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大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近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浓重。按照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浙江象山人陈汉章，是一名老举人，以博学闻名于世。京师大学堂因他名头很响，便聘请他做大学堂的教习。但老先生到校以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于是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以取一翰林慰平生。他在马神庙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室里苦苦用功6年后，眼看就要毕业，辛亥革命却爆发了，翰林自然也泡了汤。不过这6年也没有白费，陈老先生学问大进，成为朴学大家。可以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学堂更像是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