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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中国人，似乎更得到了灾难之神的垂青和腥风血雨的洗礼。甲午海战硝烟乍散，戊戌变法喋血未干，义和拳民又鼓噪登场，紧接着八国联军雄赳赳气昂昂开进了紫禁城。《辛丑条约》的签字笔像一把利剑戳在懦弱无能的清王朝心窝子里，庚子赔款更像是要榨尽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汗。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再也无法一叶障目自欺欺人。慈禧太后老佛爷一大家子凄凄惶惶“西狩”归来，尽管对改革变法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痛下决心，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废科举办新学。

我们的老祖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足可永远炫耀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套很完备的传统教育体系。薪尽火传，我们的民族文化正是借助于这套教育体系得以代代相传。但到了隋、唐之后，它却逐渐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并受其制约，正像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之完全听命于高考指挥棒。到了明、清时代，无论是公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几乎都成了科举的附庸。人才的培养就像流水线作业一样简单。读经应考，更像玩傻瓜相机，把生员士子，都训练成了应付科举考试的机器。正如鲁迅所说，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培养选拔出来的“人才”基本上不懂国计民生、社会现实，更无论东洋、西洋和其他国际大事了。

所以，当1840年英国人的洋枪洋炮打进来时，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竟找不到一个可以领兵御敌出谋划策之人，连最得时誉和史誉的林则徐，对外往来活动中，有时也会说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糊涂话。鸦片战争及其以后一系列的失败，与其说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社会制度不如人，毋宁说是教育不如人。因为只有教育才能造就人才。远远落后于历史进程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跟得上、更毋庸说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

面对教育制度严重滞后的现实，一些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忧心如焚，痛彻骨髓，纷纷建言建策，奔走呼号。各种教育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汇合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演变成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

1896年6月，梁启超捉笔代刀替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起草上了一道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该奏折第一次明确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建议。挂名皇上光绪帝此时正与垂帘听政的老佛爷赌气想有所作为，看到奏折后兴奋异常，即朱批总理衙门处理。但总理衙门却哭穷不出钱，筹建大学堂之事遂即搁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诏书中特别指出：“京师大学堂为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总理衙门的奏议，准许设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并将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办大学堂当然少不了大校舍。光绪帝亲派庆亲王奕谡和礼部尚书许应騤负责勘地和建造事务。因开学在即，先拨出地安门内沙滩后街马神庙也即当年乾隆皇帝四女儿和嘉公主旧府第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这就是后来的北大二院。同时在北河沿购置房屋一幢，开办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又在北城外黄寺以南破土动工，并于宣统二年（1910年）建成。

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2）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并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的老师，接近帝党，倾向变法，但与守旧大臣也有联系，思想上与维新派有分歧，因而能左右逢源。

受命为管学大臣后，孙家鼐对总理衙门起草的大学堂章程不甚满意，于1989年8月9日另向光绪帝呈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具体计划8条，主要内容有：一、设立仕学院，专招收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二、大学堂肄业生，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由各部录用；三、精减课程门类，取消专门学中之兵学；四、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书籍，不得任意删改旧经；五、设总教习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新式大、中、小学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又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