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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按预定之产额交银也。图表五所列或高或低，想系实情。政府银两收入后，用于制造首饰，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塑为银印，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赏赐于外国贡使。宣德登极时，曾以白银一百万两，作为赏赐《宣宗实录》（台北，1964影印本），页0095。。总而言之，白银之用途，以仪礼为主，其经济意义至微。

图表六永乐年间

课钞数额

（单位：百万贯）（F）课钞《太宗实录》显示宝钞收入数在1412年有重大变化。前此各年，每年之收入罕有超过5　000万贯者。从兹之后，则每年均近于一亿。而1412年之收入亦为全记录中最低数额。

迄今此1412年之突变，尚无法解释。但明初滥发纸币，为数令人骇然。笔者根据《太祖实录》中所列69项记载计算，1390年内洪武帝朱元璋曾以赏赐、赈灾、购买米麦名义发出使用宝钞达9　500万贯，而同年宝钞收入则仅20　382　990贯此69项记载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至3078之间。亦有一项记载跨越两页者，亦有两项记载见于一页者。页次过多不及缕举。收钞数见于《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多发7　500万贯。当日官定价格，钞一贯值米一石，多发之数相当于两年半之田赋。其实此时市价米一石已售钞四贯，而上数亦等于半年田赋。一年如此，数十年情形可想而知。

永乐年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虽政府亦尽量使宝钞回笼，1404年广东之食盐官卖以宝钞为代价。1407年全年田赋之“夏税”（与“秋粮”分别）收宝钞。1413年后刑赎得付宝钞。而最重要者，则为1404年所订之“户口食盐钞”条例，希望以食盐分配于全国人口，而收钞作盐价《太宗实录》，页0509，0589~0590，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608。。但是以上多方措施，均无显著效验。食盐名为按口分配，而实际又拨作他用（见以上D），以致民间虽缴纳户口食盐钞，而政府无盐周转，纳钞徒成一种人头税（head　tax　or　poll　tax）。

1425年米一石实售宝钞四十贯至七十贯，依地区情形而定《宣宗实录》，页0175。。是以永乐末年政府虽年收钞近一亿，亦只值米二百万石左右。与国家支出比较，仍为数至小。

（G）纳马《太宗实录》内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应照《校勘记》改正。图表七所载，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

图表七永乐年间

纳马数额

（单位：马千匹）笔者推测，此项数字，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而系官方根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21％，1422年又增10％，1423年又增33％，1424年又增10％。如此循环不绝，事实上不可能，因当日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亦属可疑。）又即可能时，政府调查审核机构，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

按：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取自朝鲜、辽东、云贵各地，永乐又向撒马克罕（Samarkand）等处收购。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养”于民间。北直隶、河南、山东若干府县列为“养马地”。“五丁养马一匹，免其粮草之半”。即系减轻田赋，以作养马代价。凡种马倒死，“孳生不及数”，民间均须贴补《太宗实录》1667，《大明会典》，151�6，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15世纪末叶事例：种马三年须生二驹。陆容作《菽园杂记》，自称于1477年奉命“印马”，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由养马民间，出资赔补陆容《菽园杂记》（记录汇编本），181�25~26。。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高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洪熙之与民更始，继位时宣称：“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为官府所逼，不得已将男女妻妾典卖与人者，诏书到日，官府悉为赎还”《仁宗实录》，页0015。。其辞句以仁慈为怀，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但所谓悉为赎还，恐难于事实上办到。而且逼后则赎，赎后则逼，则在陆容书中见之。

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则此项统计数字，纯依上级之理想，强令下级照办。其逼迫过度之余，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